唐前乡愁诗的情感内涵与景物描写

2016-08-28 15:37:10

文变染乎世情,从西周到春秋、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古代乡愁诗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中国古人乡土情结的根深蒂固,使乡愁诗创作成为历代诗人不断尝试的永恒主题。乡愁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较早,因其契合了民族共同的情感心理而具有典型意义,所以被不断重复,在重复的过程中逐渐积淀为一种模式,影响并制约后世的同类创作。从《诗经》、《楚辞》开始,温馨缠绵而又忧伤难遣的乡愁诗,被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层、不同个性的人接连不断地吟唱了几千年,在中国文学史上体现出惊人的连续性和传承性。因时代背景不同,乡愁诗内容和情感的表达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从《诗经》、《楚辞》开始,乡愁诗的情感内涵逐渐丰富,创作手法不断推陈出新。乡愁诗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为唐代乡愁诗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唐前乡愁诗的情感内涵

唐前乡愁诗多抒写对乡国地域的歌颂、怀念以及对从事建设乡国的政治活动的莫大热情。在相对原始的农耕社会中,古人作品的乡土之情表现在诗歌中比兴物多为山川河流、花草虫鱼等,如农业生活诗和农业祭祀诗的创作、战争徭役诗中对故土家人的怀恋、对破坏稳定的农业生活的战争的怨恨等,这一点在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面就有比较集中的体现。与乡土相联的是对于国家的热爱与思念,在古代文人意识里,国家是家的放大,而君与国家是一致的,此种精神至近代则由忠君报国而转向追求国家的自立自强[1]。

四言诗时代的《诗经》是乡愁诗的肇始和奠基,蕴含着浓厚的乡土家园意识。《诗经》中的乡愁诗约有20首,其朴素诚挚的乡愁带有深刻的农耕文化的烙印。古老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培养了人们遵守农时和热爱田园的心理,既有对生长出万物的大地的依恋,又有对节令的敏感,十分类似现代诗人艾青所说的眼含泪水的深沉的爱。思亲念家的意识在农耕文明的背景下渲染氤氲,使得广大劳动群众和下层官吏需要离乡背井地去服劳役、兵役时,或因战乱、自然灾害而流落他乡时,就会常常念及家乡的农事,从心底萌发出对故土的怀恋。这可以从《诗经》中描写家庭生活、表现家庭成员间深厚情感的诗歌中得到证明:写母子之情的是“出则衔恤,入则靡至”(《 诗经·小雅·蓼莪》),“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邺风·凯风》) ;写夫妻之情是“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王风·君子于役》),“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卫风·伯兮》);写战士思家的是“薇亦作止”、“薇亦柔止”到“薇亦刚止”(《小雅·采薇》)。 对父母的依恋是《诗经》乡愁诗的主要情感内涵。父母是农耕家庭中的核心,对父母的无限眷恋和依偎,正是某种意义上对自己生命的体认与肯定,对生命来源的感恩和回馈,也是对乡土家园的认同。如《小雅·四牡》的主人公是一位受王命派遣、长期出使外地的使臣,他自抒其思家之情道:“岂不怀归?王事靡盛,我心伤悲。……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德。”纵使如《唐风·鸨羽》中服役在外的庄稼汉,内心仍抛不下对父母的挂念,只不过他所挂念的更为具体,是父母的衣食:“不能艺极黍,父母何枯?悠悠苍天,易其有所?”《魏风·涉岵》的“涉彼岵兮,瞻望父兮”,同样体现出对家庭的依赖。

屈原《楚辞》中的乡愁诗是乡愁政治化的升华,与《诗经》中征夫戍卒想念故乡的的乡愁不同。《楚辞》中深沉的故国之恋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笔下,乡愁不是两点一线之间的距离,而是千曲百转、报国无门的忧伤。何平的《<诗经><楚辞>“还乡”母题原型及比较研究》认为《诗经》中的“还乡”内容“一是以复归田园和人伦世界为核心的归宁安居;一是以追念故家故国为核心的报本追源。”而《楚辞》的诗人一方面行吟于人世之归的“还乡”之路,另一方面又走向超迈的神界之游[2]。

汉代乡愁诗的内容多写游宦求学中的乡思,情感内涵有所变化。从汉代开始,文人为求学求仕而远离家乡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特别是社会剧变的建安时期,文人内心深处那济世安民的理想和建功立业的豪情被唤醒了,这一切折射到诗中便是多反映社会动乱,交通不便,有家归不得,或无家可归等主题。远离家园是时代产生的一种人生悲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乡愁诗创作的外在动因。汉末乡愁诗与前面的乡愁诗相比,血缘之情淡化了,男女恋情上升为主要的抒发对象。

《古诗十九首》中游子思乡的对象更多的是妻子,夫妻情爱被放到了突出的位置,思乡和怀内、乡情和男女爱情相互交融、密不可分。作者在饱尝求仕的艰难中,在政治理想和爱情生活的双重失落中,对家中妻子空房独守的悲哀有更加深刻的体验,所以在抒写自己的思乡之情时,自然而然地将对妻子的思念融入其中,使思乡情感的表达更加深婉细致。 魏晋南北朝乡愁诗体现出个人情感表达与时代特色结合趋向。两晋南北朝乡愁主题基本上没有超出先秦汉魏思乡诗所拓展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的还是游宦羁旅和边塞征人的思乡情感。两晋时期的乡愁诗因过多模拟两汉而使诗人的创作缺少自己的个性。如陆机的《拟古诗》中的《拟明月何皎皎》、《拟涉江采芙蓉》,其他如潘岳的《河阳县作诗二首》、《在怀县作诗二首》都是叙述自己的经历,通过季节的变化和景物的描写来抒发自己的感想和表达对家人的怀念。如“徒怀越鸟志,眷恋想南枝”、“信美非吾土,抵搅怀归志”,等等。心情虽然压抑,但是情怀狭小,缺少厚重气势,所以未免给人一种“力弱”之感。西晋张翰为宦在外,见秋风起而动莼鲈之思,遂辞官还乡。一阵秋风竟有如此魔力,乡愁尽在风里。其他像陆机《赠尚书郎顾彦先》、湛方生的《怀归谣》)、陆冲的《杂诗二首》等都是这一时期比较好的乡愁诗。 在梁陈诗人的笔下,像《关山月》、《胡茄曲》、《雨雪曲》、《陇头水》等乐府题目几乎成为专写边塞乡恋的固定题目,在情感的表达上也继续保持汉末以来乡情和爱情的融合。

文人虚拟边塞将士抒发乡愁的作品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涵之一。这类创作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虚拟想象的状态,诗人站在戍边战士的立场上,想战士之所想,言战士之所欲言,以自己的心理来揣侧战士之思而抒写乡情。所以这些边塞乡愁诗中既没有《诗经》中征夫情感中的农耕生活色彩,也没有军幕文士乡恋的功业未就之愁,岁月磋跄之恨。所表达的只是一种对朦胧故乡和家中妻子的强烈思念,情感单纯真挚。而庾信寄身北朝、终身未归的经历,及其所表达的羁留北方的“乡关之思”,是“分裂时代才有的特殊人生”。[3]他承受着亡国、羁旅带来的双重心理压力,不断地反思人生、缅怀故国,想念故主。

唐前乡愁诗的抒情主体由《诗经》时代的平民转变为士子文人,思念的对象也由对父母的关注转为对夫妻感情的重视。唐前乡愁诗情感表达方面已有相对稳定的表达对象,张连举的《论古代怀乡诗的思想内涵》将古代怀乡诗的思想内涵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抒发征夫戍卒的思乡之音,一是对离家远游的羁旅生涯的表现。[4]王秀臣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家园与乡思主题》则把中国古典诗歌乡思主题的思想意蕴概括为:久别家园的孤独体验和遭受挫折后的人生空幻感。[5]虽然在表述上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对乡愁诗所表达情感内涵的分类本质上是比较一致的。

二、唐前乡愁诗的景物描写

唐前的乡愁诗创作上对时间和空间的安排以及借物托情的手法等方面皆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究其原因是随着日下劳作、月下休息的生活习性的养成与传递,华夏民族的生理、心理、情感的运动节律逐渐与大自然的生命节律建立起同构关系。日薄西山、暮色降临之时,飞鸟返林,牛羊归圈,大自然由躁动喧闹逐渐趋于沉寂宁静,与此相对应,人们亦结束劳作从原野返回居室,其心理也开始了对平和的企盼与安顿的向往。因此,黄昏时分便成为一个最容易引发行人渴望归家、盼望与家人团聚的特殊时刻。“日暮途且远,游子悲故乡”(《古诗》) 是典型的情感,西下的夕阳、凝重的暮色已经成为游子乡愁的感发对象和寄托。

《诗经》乡愁诗善用比兴手法倾注思乡的感情。《诗经》中的乡愁诗多以对自然物的描写起兴,以对节令变化和庄稼荣枯成长过程的敏感作为引发乡恋情感的诱因和触媒,而物象本身与乡愁的表达并无直接的联系,仅仅是人的感情的一个触发点。且物象多是撷取农业生活中常见之物,甚至就是眼前所见的一草、一木、一水、一石,略加点染,便拿来入诗,毫无铺陈夸饰,是一种本色的、简朴的描写。无怪乎钱钟书先生说:“《三百篇》有‘物色’而无景色。”[6]当然,也有诸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在借景抒情上较为成功的诗句,但在同时期作品中却是极为少见的。

《楚辞》与《诗经》相比,对山水景物的描写更具有表现力,而且这些山水景物具有南方山水的特色。如《涉江》中从夏季的迷茫雨雾到冬季的纷纷落雪,从高峻的山峦到幽暗的深谷,此类充满萧瑟凄凉的山水景物的描写有助于读者感知屈原那无限哀怨和忧伤的情怀。与景物选择南方化相对应的是,这些描写成功地烘托了诗人故土难离、欲归不能的痛苦,诗人哀怨悲怆的感伤色彩深深地浸染其中。因此,屈原在表现自然上创造的这种心境相契、物我合一,相对于《诗经》仅将自然物作抒情的媒介而言,堪称一次大的飞跃。

汉代,《古诗十九首》描写景物的范围逐渐扩大,与“情”的结合密度加强,逐渐提升到情景交融的境界。整体而言延续景物描写作为单纯的起兴的创作手法,如开头两句写景,后面大段的叙事或抒情,景物描写和思乡情感的表达并无必然的内在的联系。 建安时期乡愁诗的景物描写日益增多,且体现为山水花鸟、风云雨露等景物描写与想要表达的思乡羁旅情感结合起来。萧瑟的秋风、隆冬的寒风和孤翔哀鸣的飞鸟、漂泊的转蓬等是诗人常选取的物象。如:“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草虫鸣何悲,孤雁独难翔。”(曹王《杂诗二首》)“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飘扬。”(曹操《却东西门行》)这些物象本身就已带有悲凉之味,再加上作家融注于客观物象中的思想感情极其浓烈,所以景已经有了融情的意味。如写鸟则往往是孤鸟哀鸣,融注的感情自然是“孤”和“哀”。如写风则不仅是秋风、冬风,且往往直接冠以“悲”字“凄”字等字样。“浮云璐日光,悲风动地起”(曹植《杂诗》)、“临川多悲风,秋日苦清凉”(阮璃《诗》) 等即是代表性诗句。又如王集《七哀诗》(其二)中的“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以鸟兽与自己相类比,用鸟兽尚且有家可归反衬出自己无法返回故乡的凄凉,加之以“流波”、“猿猴”、“迅风”、“白露”等景物作为情感的触媒,起到了很好的渲染与衬托作用,使得全诗笼罩在浓重的离愁之中。

魏晋南北朝,诗歌描写山水景物的幅度猛增。以陆机的《赴洛道中作诗二首》为例,除首尾之外,诗歌多用偶句来组织画面,注重追求艺术技巧的进步,其程度为汉代思乡诗所未见。再如谢灵运的《登上戍石鼓山诗》开头八句点明对故乡的思念,中间六句对景色的刻画细致,画面鲜丽,以实实在在的模山范水见长,而与乡愁的表达并不是很谐和。而后谢眺对山水景色的刻画相较于谢灵运则更清新、细致,如他的名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徐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诸语,以清新流畅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明媚秀丽的画卷,眼前的景物是美的,反衬出诗人的眷恋和不忍离去。其《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以归流、归舟与旅思、孤游之间的相互映衬抒发自己深深的羁旅行役之思,但也仅仅做到了以景物烘托离愁别绪。”[7]乡愁被浓烈的山水田园景物盖过了风头,逐渐形成了别开生面的山水田园诗派,走向与乡愁诗已经不同了。

三、唐前乡愁诗的艺术风格

正因为上述景物描写的变异,其创作手法、风格也相应地改变了,或者说是因为创作技巧的革新、风格的变异导致乡愁诗所描写的景物有所拓展、扩大与变化。 《诗经》所描写的景物是生活化的景物,相对应的手法是以比兴倾注情感。因此,其创作风格淳朴,浑然天成。乡愁的抒发以质朴的、直接的倾吐为主,形成了神驰彼岸、黄昏怀人和登高怀远的抒情模式。无论是因为何种原因离开家园和亲人,当思念之情产生时,他们会将这种感情直抒胸臆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这种淳朴的风格还表现在诗歌语言形式的简古,多为四言或以四言为主的句式,简洁明快。而且在语言的运用上多为当时民间的口头语,在流传写定过程中虽经过一定程度的加工、润色和修改,但仍保留了纯朴自然的本色。

与《诗经》多描写生活化景物不同,《楚辞》多描写山水景物,且有政治化倾向,因此,格调哀婉凄恻。屈原的乡愁诗虽然也是较为直接的倾诉,但往往将其主人公置身于一个光怪迷离的情境中,在去与留的矛盾心态中,表现一种悲切流连、抑郁踌躇的思绪,如《离骚》的结尾部分。《楚辞》作品中流露出的乡愁并不局限于一己的故土之思和个人的骨肉亲情,还赋予故乡更为广泛的政治上的意义,从而由对自己亲人的血缘亲情和家乡故土的挚爱升华为一种强烈的爱民族爱国家的情结,最终使得乡愁具有了一种更为广泛的意义。

汉代《古诗十九首》,时代色彩鲜明,类比、起兴的景物较浓,乡愁本就凄苦难耐,再加上这些悲凉的意象,使这些乡愁诗呈现出一种特别悲凉的情调和风格。这时候,《古诗十九首》在创作风格和艺术上的突出表现是其精炼而又自然的语言风格。语言浅近自然,不假雕琢而又精炼工整,含义丰富而又语短情长,把我国古代乡愁诗的艺术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两晋南北朝乡愁诗创作,不但数量大,而且艺术成就也有了较大的突破:首先是语言由注重典雅繁缛向追求清新流畅演变。晋宋诗人比较偏重于书面化的典雅繁缛的语言,辞藻更华美,格调更高雅。如陆机《赠尚书郎顾彦先》一首中“望舒离金虎,屏翁吐重阴。凄风连时序,苦雨遂成霖。朝游忘轻羽,夕息忆重袁”几句,就运用了描摹、对偶、借代等一系列手法及华靡丰赡的词藻,十分周详而形象地铺写了淫雨不息为患之状。形式上的追求并没有影响情感的表达,反而使之相得益彰。此后的诗人努力改变晋宋以来典雅繁褥的语言风格,追求清新流畅的语言,形成一种清丽自然的风格。

隋初诗人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较好的边塞诗反映了征人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以“月”作为乡愁诗重要意象的发展为例,来说明景物、意象在魏晋以后的发展变化。无论征人思家、思妇怀远,月作为一种寄托是诗人惯用的手法。早在唐代以前古诗人就有“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徐陵《关山月》)、“关山夜月明,秋色照孤城”(王褒《关山月》)和“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卢思道《从军行》)的思愁绵绵。 唐前乡愁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对唐代乡愁诗创作奠定了基础。如前所述,月作为一种语言形象,把环境点缀成了苍茫悲壮的边塞风情,也把边塞这个特征性、地理性的物理空间转化成艺术性的心理空间[8]。

唐代乡愁诗中的月意象,则有“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王维《陇头吟》)的啜泣诉说,有“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杜甫《后出塞五首·其二》)的惨凄寂寥,有“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沈全期《杂诗三首·其三》)的绵藐深沉,有“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的幽怨悲亢,有“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王昌龄《从军行七首》)的悲凉凄婉,有高适“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塞上听吹笛》)的开朗壮阔,有王昌龄“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从军行七首》)的雄心忧患。

综上所述,乡情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美好情感,也是每个人都无法解开的情结,故土难离的思乡情结是每个人都无法割裂的人生体验。唐前乡愁诗真切地记载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地位的诗人的不同情感内涵,体现出厚重的思想深度。随着时代的发展,思乡念亲作为一种原始生物趋向,逐渐增添了许多社会乃至政治因素,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诗经》时代单纯的以物象起兴开始,景物描写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逐渐突出,其繁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具有宽广的表现力和美学功能,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抒情诗的典范,带给人们极大的审美愉悦。唐前乡愁诗情感内涵的不断地丰富与深化,以及景物描写上地不断走向成熟,都为有唐一代乡愁诗的大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运涛,中国经典文学传承的人文精神及其表现,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121-123页。

[2]何平,《诗经》《楚辞》“还乡”母题原型及比较研究,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53页。

[4]张连举,论古代怀乡诗的思想内涵,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5]王秀臣,中国古典诗歌的家园与乡思主题,学术交流,2004年,第6期.

[6]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6页。

[7]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336页. [8]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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