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及两汉经学有关巫咸的叙事与角色认定

2016-08-28 15:33:18

一、汉代经学家关于《尚书》中巫咸的叙述

巫咸之名首见于《尚书》,是在《尚书·咸》篇的《书序》中。《书序》对《咸》题解道:“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榖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四篇。”《咸》四篇系《商书》,正文已亡佚,今仅存其序,交代了《咸》四篇成文的时间以及简单缘由。伊陟是商王太戊的相,将亳都“桑榖共生于朝”的怪事报告给了巫咸,巫咸提出了应对方案,并作《咸》记录下来。赞,明告;,《说文》解为“芟草也”,引申为治理。《书序》最早见于汉代张霸所献百两篇本《尚书》,对于《书序》的上述记载,唐代孔颖达《正义》作了如下解释:

伊陟辅相大戊于亳都之内,有不善之祥桑榖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处,是为不善之征。伊陟以此桑榖之事告于巫咸,使录其事,作《咸》四篇。,训治也,言所以致妖须治理,故名篇为《咸》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奭》云:“在太戊时,则有若巫咸王家。”则咸是贤臣,能治王事。大臣见怪而惧,先共议论而后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赞于伊陟”,明先告于巫咸,而后告太戊[1](p.166)。

孔颖达对《书序》所作的解释,突出了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强调桑榖共生于朝的不祥特征。祥,在上古时期兼指吉兆和凶兆。《管子·枢言》有“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兽以力使。”这里的祥,说的是预示吉凶的征兆。《诗经·小雅·斯干》曰:“维熊维罴,男子之祥”,《尚书·伊训》中的“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都是指吉兆。由“桑榖共生于朝”的反常现象推断,《书序》中的祥应指凶兆,但《书序》没有明确表达。孔颖达则用“不善之祥”强调了它的凶兆特征,并以二树的生长地点不当加以解释。此外,“言所以致妖须治理”,点明这一怪异现象是妖魔作乱。另一方面,突出了巫咸的作用。太戊朝廷出现桑榖共生的怪异事象,执政大臣伊陟首先把这种情况向巫咸进行通报,巫咸针对这种怪异事象予以解释,并提出应对措施,这便是《咸》四篇的大致内容。同时,孔颖达引用《尚书·君奭》的语句说明巫咸在商王朝的治理者身份。《书序》的记载极其简略,孔颖达的解说则对这一事件作了历史性的还原,突出了事件的反常性和巫咸的地位。

关于《咸》四篇之事,《史记·殷本纪》也有记载:

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榖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

《咸艾》又作《咸》。《殷本纪》和《书序》这两则材料叙述的是同一件事情,只是《殷本纪》不仅交代事情的梗概,还添加几点细节:首先,把事件的怪异性加以形象化。“一暮大拱”,说明桑榖二树一夜之间便长成两手合围粗的大树,突显其生长速度的怪异;“帝大戊惧”,通过商王的恐惧,从侧面衬托出事件的反常;其次,将人的行为与反常事象联系起来,以桑树枯死突出人的行为与怪异事象的关联,提升了它的故事性和传奇色彩;再次,司马迁认为,《咸》、《大戊》是对巫咸治理王家、大戊修德的记录。

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彰显出形象生动的文学色彩,但其所记载的事实与《书序》存在差别。按照《殷本纪》的叙事,殷王太戊首先向伊陟讲述了桑榖共生于朝的怪异事象,并询问这一古怪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祛灾的办法。经过伊陟的开导,太戊修德,使怪异现象消失。事情过去之后,伊陟才把这一情况讲述给巫咸,于是作《咸艾》、《太戊》之文,用以叙述事件的始末。然而,对“巫咸治王家有成”的经过并没有深入说明。由此可见,司马迁突出的是伊陟的作用,而不是巫咸。

《书序》和《殷本纪》的记载存在明显差异,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更合乎历史实际呢?这便涉及对巫咸身份的认定。

二、巫咸在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巫官形象

对于《书序·咸》提到的巫咸,陆德明《经典释文》写道:“巫咸,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1](p.166)马即马融,东汉经学家。按照马融的说法,巫咸是殷商王朝的巫师,供职于太戊在位期间,巫是其职业,咸是其名。孔颖达《尚书正义》称:“郑玄云:‘巫咸,谓之巫官者。’”[1](p.166)郑玄是马融弟子,他所持观点与其师马融相同,都认定巫咸的职官是朝廷巫师。《书序·咸》孔安国传曰:“巫咸,臣名。”孔安国是孔子第十一世孙,西汉前期的经学家,他将巫咸说成大戊王朝的大臣,而没有指出他的巫师身份。孔颖达作为孔安国的后裔,继承了他祖先的说法,也把巫咸认定为朝廷大臣,而不提其巫师角色,他写道:

《君奭》传曰:“巫,氏也。”当以巫为氏,名咸。此言臣名也,言是臣之名号也。郑玄云:“巫咸,谓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称贤,父子并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1](p.166)

孔颖达赞成孔安国的说法,认为巫咸之称,巫指姓氏,咸为名,和巫师职业没有瓜葛,他所依据的是《尚书·君奭》的记载。《尚书·君奭》确实提到巫咸,而且是《尚书》正文唯一出现巫咸的篇目,具体记述如下:

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

这段话出自周公旦之口,是他对同姓兄弟召公奭所作的陈述。他历数殷王朝明君贤臣遇合的历史故事,劝说召公奭与他同心同德、辅佐周成王。周公提到的殷商贤臣有巫咸、巫贤,孔安国传:“贤,咸子,巫氏。”孔颖达《正义》:“贤是咸子,相传之然。父子俱为巫,知巫为氏也。”[1](p.214)对于巫咸、巫贤父子,孔安国、孔颖达都把巫释为姓氏。孔安国没有提到巫咸与巫师的关系,孔颖达则根本否定巫咸父子的职官是巫师,与马融、郑玄所作的解释截然不同。司马迁曾经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他在《史记·殷本纪》中对巫咸所作的叙述,没有提及和巫师的关系,显然与孔安国的影响密切相关。

巫咸究竟是殷商王朝的贤臣,还是以巫师为职业的朝官,单凭《尚书》的记载无法加以确认,还需要参照其他相关文献进行辨析。《说文解字·巫部》:“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对此,段玉裁解释道:

祝乃觋之误。巫觋皆巫也,……《周礼》祝与巫分职,二者虽相须为用,不得以祝释巫。……

《君奭》曰:“在大戊,时则有巫咸,王家。”《书序》曰:“伊陟相大戊,伊陟赞于巫咸。”马云:“巫,男巫,名咸,殷之巫也。”郑云:“巫咸,谓之为巫官者。”《封禅书》曰:“伊陟赞巫咸,巫咸之盛,自始也。”谓巫觋自此始也。或云大臣必不作巫官,是未读《楚语》矣,圣贤何必不作巫乎![2](p.201)许慎所处时段与马融相同,而早于郑玄。他根据巫字的构形,指出它所表示的是歌舞娱神之义,指的是巫师,并且称巫咸是巫师之祖。段玉裁提供的信息更加密集,许慎称“古者巫咸初作巫”,段玉裁指出这句话“盖出自《世本·作篇》”。《世本》成书于战国期间,记载黄帝至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都邑等。《世本》成书的战国时期,人们已经认定巫咸是最早的巫师,许慎、马融、郑玄对巫咸所作的身份认定,可以溯源到《世本》,是根据《世本》的记载所下的结论。《世本》是司马迁写作《史记》时重要的参考文献,其中《世本》关于“巫咸始作巫”的说法,被司马迁所继承,但没有体现于《殷本纪》,而是写入《封禅书》:

至帝太戊,有桑榖生于廷,一暮大拱,惧。伊陟曰:“妖不胜德。”太戊修德,桑榖死。伊陟赞巫咸,巫咸之兴自此始。

这段记载与《殷本纪》相关叙述基本一致,但结尾的“巫咸之兴自此始”是《殷本纪》所无,从语气判断,明显是脱胎于《世本·作篇》“巫咸作巫”的记载。《封禅书》所述多是祭祀神灵之事,其中强调“巫咸之兴自此始”,显然是把巫咸作为沟通人与神的巫师看待,否则不会对巫咸的作用如此重视。由此看来,司马迁对于巫咸所作的角色认定并非一以贯之,而是自相抵牾,有时显得模糊含混。《殷本纪》中的巫咸作为治理殷商王朝的贤臣出现,而回避了他与巫术的关联,司马迁在这篇传记中继承的是他的导师孔安国的观点。而在《封禅书》中,司马迁继承的是《世本》的说法,把巫咸视为巫师之祖,只是没有明确地加以表述。

巫咸是位巫师,在经学著作以外的多部典籍中都可以得到确证。《山海经·大荒西经》写道:

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始、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巫咸是灵山神巫之一,群巫在灵山采药,反映的是远古时期巫医不分的历史事实。巫咸是位巫师,而且居十巫之首,这与“巫咸始作巫”的说法密不可分,他既然是始作巫者,因此,后来的巫师首领也就以巫咸称之。《山海经·海外西经》还有巫咸国,即由群巫组成的国家。

巫咸还出现在《庄子·天运》篇,面对人们对天地万物运行规律的追问和质疑,巫咸祒曰:“来!吾语女。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对于“祒”字,宣颖解为召唤,认为“祒”是“招”之讹。[3](卷十三)钟泰先生认为,祒与诏相通,“祒之为诏,犹稷之为禝,媒之为禖,从示,以表其神也”[4](p.310)。在这里,巫咸是一位神巫,通晓自然万物之理。《周礼·筮人》所列九筮之名,其二为巫咸,明确交代巫咸是古代著名的巫师。

屈原的《离骚》有“巫咸将夕降”之语,王逸注:“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世。”[5](p.36)王逸主要生活时段是东汉安帝、顺帝时期,与许慎、马融基本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他也把巫咸认定为殷商王朝太戊时期的神巫,与许慎、马融的看法相同。

《韩非子·说林下》有谚语曰:“巫咸虽善祝,不能自祓也;秦医虽善除,不能自弹也。”[6](p.509)表明巫咸的巫祭专长。《史记·天官书》历数“昔之传天数者”,认为殷商时期的“传天数者”要数巫咸。诸多文献资料表明,巫咸之所以广传于世,主要靠他的巫师身份。那么巫师是否为官呢?

据《吕氏春秋·审分览·勿躬》记载:“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7](p.1088)《吕氏春秋·勿躬》篇记述了古代早期的20种发明,其创始人都有官职在身,其中“巫咸作筮”也列其中。

殷商王朝以鬼神为尊,巫风盛行。《礼记·表记》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1](p.1462)的记载,与夏代重命、周人尚礼不同,巫术是殷商王朝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巫师成为朝廷的高级官员,自然也就不足为奇。据学者蒋方研究,商朝时期,由商王直接统治的区域叫内服,内服之官分作两类,一类是处理王朝政务的外廷官员,如尹、卜、占、巫、祝、史、作册等,尹,有的是辅弼之臣,或称贤相;巫、祝是神职人员,祭祀活动中充当人与神之间的媒介。另一类是负责商王个人事务的官员,如宰、臣等[8](p.51)。巫咸应是担当神职的巫官,地位也是相当尊贵的。

从实际情况考察,《尚书》中提到的巫咸,是殷商王朝太戊在位时期的巫师,在朝廷任职,是早期的巫官。那么,《书序·咸》所记载的“伊陟赞于巫咸”,朝廷出现怪异事象之后,伊陟向巫咸进行通告,原因何在呢?这从有关殷商王朝的类似传说中可以找到答案。《吕氏春秋·季夏纪·制乐》篇写道:“成汤之时,有榖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吏请卜其故。”这里出现的怪异事象与《书序·咸》的记载基本相同,只是把它说成是发生在商汤王之时。出现怪异事象要通过卜筮预测吉凶,寻求应对措施,“其吏请卜其故”,叙述的就是要请巫师进行预测、指点。由此看来,太戊时期朝廷出现的怪异事象,“伊陟赞于巫咸”,当是朝廷执政大臣伊陟向巫咸通告情况,令其进行卜筮预测,找出应对措施。至于巫咸所作的《咸》四篇,当是这位巫师对怪异事象进行卜筮的情况报告,其中包括卜筮的过程、结论等。通过巫师的占卜问筮而稽疑解惑,是殷商时期常见的做法。《尚书·洪范》写道: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相传《洪范》是殷商贵族箕子向周武王传授的治国方略,反映的是殷商旧制。其中提到的“择建立卜筮人”,指选择能够占卜问筮的巫师在朝廷任职,以供稽疑之用。《书序·咸》所述的“伊陟赞于巫咸”,指的正是“谋及卜筮”,令巫师预测吉凶。

巫咸身为巫官,因为《咸》,或者说因为成功应对了大戊时期“桑榖共生于朝”的灾象,被认为是“王家有成”,从而闻名于世。这对于汉代学者来说应当不陌生。然而汉代经史学家对巫咸的巫师角色,有的给予肯定,有的则回避不谈,有的则含糊其辞,不能一以贯之,这要从汉代经学中寻求答案。

三、《尚书》及两汉经学家对巫咸角色的认定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有言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上古社会,君王的一言一行都要载入史册,以垂鉴后人。《尚书》本出自史官之手,记载了上自尧、舜,下至秦穆公的重要事件,代表了主流意识和正统思想。特别是汉代经学兴起之后,《尚书》成为儒家学派的五经之一,经过经学家的整理和注解,承载着儒家崇尚明君贤臣的观念,推崇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有贤德的历史人物,像巫咸这样以巫术见长的巫师,常常是“敬而远之”。

巫咸在《尚书》中出现的几率很少。因为巫咸在处理“桑榖共生于朝”一事上有功,《书序·咸》才提到他。《尚书·君奭》谈到巫咸,是穿插在“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之间的,周公向召公陈述商朝诸多贤臣,把巫咸与群贤并提,但在五个“时则有若”的排比句中,又添加了一句“巫咸王家”。在周公看来,巫咸与伊尹、保衡、伊陟、臣扈等群贤还是有差别的,巫咸处于次要地位。

汉代经学,有今文经学,有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主要阐述微言大义,多流于空疏;古文经学注重文字训诂,典章制度的考订。两派都有严格的家承师法,对经文的理解差别很大。但在经学发展中又呈现出相互融通的趋势。总体来看,汉代经史学家对《尚书》中巫咸所作的解说明显分为两派。一是以孔安国为代表的古文学派,把巫咸说成是殷商王朝的贤臣,而回避他的巫师角色。“古文家的解释工作是在宣扬圣道王功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也有不少强经就我的不正确训诂。”[9](p.3)孔安国对巫咸所作的解释和角色认定,体现出古文家的理念与局限,加之古文《尚书》两汉时未能立于官学,因此,孔氏说法在汉代经学界影响较小。东汉的马融、郑玄兼通古文和今文《尚书》,他们对巫咸所作的解释和认定,兼顾其贤臣与巫师的双重角色,遂使得这种观点得到普遍的认同。和马融处于同一历史阶段的许慎,师从古文大师贾逵,他从文字构形切入,对巫咸的巫师身份作了认定,与西汉古文家孔安国对巫咸的认定明显有别。至于司马迁的《史记》,有时继承孔安国的说法,把巫咸说成殷商王朝的贤臣,而回避他的巫师身份;有时则又使用恍惚的语气,暗示巫咸交接神灵的功能,把巫咸纳入巫师的行列。“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他在《史记》中关于《尚书》的记载是今古文并用。”[10](p.21)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巫咸的叙事和所作的角色认定,反映出他兼用今文和古文《尚书》,在多种说法中斟酌取舍并且因文而异的特点,显得驳杂不纯,而这正是司马迁常用的手法,也是《史记》丰富性的一种体现。

参考文献:

[1]孔颖达.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3]宣颖.南华经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九五七册,1995-2004.

[4]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陈其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7]陈其猷.吕氏春秋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蒋方.中国文化史九绎[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9]钱宗武,杜纯梓.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原载:《北方论丛》201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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