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近代学风的转变

2016-08-28 13:43:02

学风为一个时代人们治学态度及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综合反映,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研究学术思想史必须重视学风的变迁。康有为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近代学风由脱离现实转回经世致用之时,他曾指出:“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1]这便将学风好坏问题与国家的盛衰强弱联系了起来。康有为有关学风的论述系统而又丰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对旧学风的批判

康有为对于当时盛行的汉学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清代汉学兴盛的原因,是由于乾隆讨厌学者议论国家政治,为了转移学者的精力而采取的愚民政策。他说:“本朝有意攻宋学,特倡《说文》,欲以训诂而灭义理。高宗纯皇帝最恶人谈国政,故一时《说文》之学大行。”[2]朝廷不仅大力提倡汉学,而且还通过大兴文字狱的方式严厉打击那些敢于议论朝政的学者。在这种情况下,学者既是为了利禄,也是为了避祸计,纷纷将有限的聪明智慧,转移到训诂名物等琐碎问题的考订上,一时汉学蔚为壮观。乾隆皇帝的政策固然收到很大成效,知识分子再也不敢议论朝政了,结果导致几乎无人关注社会现实,各种弊病潜滋暗长,以至于出现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康有为认为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深重的危机,关键在于学风不正,他说:“近世沟犹瞀儒猎训诂名物之琐微,上不能施于国,下不能济于民。”“坐视凶灾,未闻施救,无仁心,无慈行,袭儒服,托声经学,以卖名声。”[3]这些汉学家们只知道考证字词与器物,背离了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他们所考证出来的结果,对于国家和人民毫无用处,他问:“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4]

康有为批评汉学家不讲义理之非。他说:“汉学之人专务琐碎,不求义理,心术最坏。东原晚年有悔曰:‘平日读书至此都不复记忆,乃知义理之学足以养心。’”[5]康有为引述戴震晚年的这句话,对于当时仍孜孜从事于考据的学者来说,不啻如当头一棒,无疑会有巨大的说服力。

康有为还将“汉学”的合法性一笔抹杀,他认为“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6]所谓“新学”,指的是刘歆为帮助王莽达到篡夺汉朝政权的目的,而制造伪古文经,因王莽代汉后,改国号为“新”,故称“新学”,自然不是孔子本义,为此,康有为专门著成《新学伪经考》一书,以证明其论点。既然汉学不过是“新学”,那么训诂考据自然不能得到孔子的大义。他说:“今日之害于学者,先曰训诂,此刘歆之学派。用使学者碎义逃难,穷老尽气于小学,童年执艺,白首无成。必扫除之,使知孔子大义之学,而后学乃有用。孔子大义之学,全在今学。”[7]康有为从今文经学家的立场出发,将训诂考据学的兴起,归咎于刘歆之倡导古文经学。

尽管康有为对于汉学家的训诂考据有许多批判,但他事实上又不否定汉学家的考证成果,如在给学生上课时,对于王应麟、马骕等人的考证成果都极其推崇,认为:“王伯厚考据精详”,“马氏《绎史》,考史甚详。”[8]在他看来,考据是各门学问的基础,只要做学问,便离不开考据,“无征不信,则当有据;不知无作,则当有考;百学皆然。”[9]但考据只是治学的手段,而非治学目的,因此他说:“考据家如奴婢”[10],他们所考证出来的成果,只是供别人使用,就像奴婢之与主人的关系一样。

其次,康有为对与汉学相对的宋学也提出了批评。宋学亦名理学,长期以来,一直与汉学聚讼纷纭,康有为对此非常不满,他说:“尝推本二学,皆出于孔子。孔子之学,有义理,有经世。宋学本于《论语》,……多于义理者也;汉学则本于《春秋》之《公羊》、《谷梁》,……近于经世者也。”[11]他以为汉学与宋学皆出于孔子,二者之间的争论,不仅对于阐明孔子的大道毫无裨益,而且还导致学术的分裂,便利了“异学”的侵入,不利于挽救当时社会的各种危机。在他看来,解决汉宋之争,只有“专尚践履,兼讲世用。”[12]即将治学与现实联系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汉宋之争。

宋学之争,有以程朱为代表的道学一派,有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一派。二派之间亦有争论。康有为从小生活在“世以理学传家”的望族,其祖父“专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粤之士林,咸宗仰焉。”[13]及长,师从朱九江,而朱九江的学问亦是以程朱理学为主,而间采陆王心学。康有为虽然生活在理学的氛围里,他却对朱九江所讲的陆王心学特别喜爱,觉得它“直捷明快,活泼有用。”[14]遂以之作为反对程朱理学的武器。他认为:“宋明发挥心学,于士大夫颇有所补。”[15]这是因为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深受程朱理学和汉学的双重束缚,“一无所志,一无所知,唯利禄之是慕,唯帖括之是学。”[16]而陆王心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因而自然非常适合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圣人为”的胃口了。

但是,康有为并不墨守陆王心学,他反对心学只知空谈,不重践履,在其“专意养心”的同时,他更“以经营天下为志”,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经世致用之书,“俯读仰思,笔记皆经纬世宙之言。”[17]以经世致用的“实学”来改变心学的迂疏无用,康有为并用这种经过改造的心学来教育学生。如梁启超拜师之后,向康有为请教“为学方针”,康有为便首先“教以陆王心学”,而后再讲一些史学与西学,以此“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18]后来他在长兴学舍、万木草堂讲学时,总是坚持这一教学原则。

康有为对程朱理学的许多观点均有反驳。针对程朱理学“性即理也”的主张,康有为明确指出:“‘性即理也’是程子之说,朱子采之,非也。”[19]在他看来,性是人和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其本身无所谓“善恶”,“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附子性热,大黄性凉是也。”[20]因此,“性者,生之质也,未有善恶。”[21]“性是天生,善是人为。”[22]人的善恶不在于其本性如何,而在于其后天所受的教育,“习于正则正,习于邪则邪。”[23]康有为人性无善无恶之说源于王阳明学术,在一定程度上与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思想相通,因而有学者肯定其表现出资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24]

针对朱熹等理学家所宣传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康有为指出人的种种生活欲望是正当的,“人生而有欲,天之性哉!”[25]人们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而且,正是人类的这种不断追求,社会才可能不断进化,“人道求美,……治世所以异于太古,中国所以异于夷狄者也。”[26]“圣人”应该“顺天理以养生命”,不断满足人类的这种需求,使人们享受到充分的快乐,而不应该“惟以敝车羸马、陋室蔬食自高。”[27]他还指出程朱理学所宣扬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导致“孀守之寡妇遍地矣”,其实并不是圣人本意,而是宋儒“好为高义,求加于圣人之上”[28]的错误提法,严重地摧残了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违反了“人道求美,人道求乐”[29]的准则,实非圣人之道。

康有为对程朱理学的这些批判,反映了当时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平等,反对封建专制的愿望,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当时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三,康有为对当时极为盛行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予以猛烈批判。他说:“前明朱元璋乃阴售其八股愚民之术,本朝未暇改之,而不肖有司乃增加大卷折子之楷,枯困割裂之题,务弊天下千百万人精神才力于无用之地。”[30]清朝代明之后,不仅不废除八股文,反而增加八股文的写作难度,从书法和增加试题难度上,变本加厉地压制人才。如在书法上讲究乌、光、圆、亮,一旦“楷法不中程”,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亦在摒斥之列,龚自珍、魏源之屡困场屋,便是为此。相反,“苟能工书,虽目不通古今,可起徒步积资取尚侍,耆老可大学士。……苟不工书,虽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阶清显,况敢问卿相!”[31]在试题上也故意刁难,有所谓“搭题”之法,比如《中庸》:“及其广大,草木生之”,则前去三字,后去三字,但以“大草”二字为题,“无理无情,以难学者。”[32]

不仅如此,由于八股文禁用后世书籍,致使“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33]这在实际上将天下读书人变成为无用之人,他们甚至连一封书信都写不好,“不能解一字,作一札,父母责其不才,乡党笑其无用。”[34]这种人对于国家有何用处呢?同样,当时的公卿大臣皆以八股进身,对于国际、国内地理、政治等一无所知,在与外国人的交涉中,不是割地丧权,便是赔款辱国,“推原其由,皆学校仅课举业不讲地理之故。童子不习,士子不讲,则公卿大臣皆由此出”[35],其丧权辱国不亦宜乎!在皇帝召见时,康有为痛切地指出:“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36]恳请皇帝立下明诏,“立废八股”,“乡会童试,请改试策论”,“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37]

在康有为的奔走呐喊之下,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命自下科始,废八股行策论,7月19日命此后考试以实学实政为主,不凭楷法。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八股取士制度虽被恢复,但这只不过是临终之前的回光返照而已,七年之后,即光绪三十一(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科举、兴学校,清廷遂宣布于次年废除科举取士制度,而代之以新式的学校教育。这样,这一历经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终于成为过眼云烟,退出了历史舞台。

康有为对以考据为主的汉学,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宋学,及以八股取士为内容的科举制度所作的这些批判,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之时提出的,其目的是欲唤醒广大知识分子,抛弃无益世用的旧学,从而挽救亡国灭种的命运。吴玉章在《辛亥革命》里回忆道:“当我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的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我很快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维新志士,对于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兴趣了。”于此可见康有为对旧学风的批判,对于当时青年的深刻影响。

对新学风的倡导

康有为不仅猛烈地批判了当时陈腐的旧学风,而且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促进了经世致用新学风的进一步发展,对当时及此后的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康有为继承并发展了章学诚、龚自珍、魏源等人所提倡的“治教合”主张,要求学者将所学知识与治理国家结合起来。康有为说:“古者道与器合,治与教合。”[38]“官司之所守,即师资之所在,秦人以吏为师,犹是古法。”[39]在他看来,在古代社会分工发生之前,治理国家与教育人民二者是结合起来的,各级官吏同时担任教师的职责,因而他对为历代无数人指摘过的秦朝,因为其能守“古法”,而大加赞赏。汉兴之后,因高祖君臣起于草莽之中,不学无术,“以今霸为治,以古王为教,于是教学与吏治分途二千年矣。”[40]二者分途的结果,导致教学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后代帝王治国“自杂王霸”,并不采用儒生的学说,但为了防止他们图谋不轨,便“以利禄笼之”,“于是士之所学非时之所制,时之所制非士之所学。”[41]

为了改变这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42]的不良学风,康有为倡导仿照古代“读法”之制,将人民所应遵守的各项法令,布告天下,俾天下人人共知。他说:“古者六官悬法,州党月吉读法,凡国之政令禁律,民熟知之,上下情交通无碍。故下易知而令易行,民服习其政,莫不远罪而奉法。”[43]学者之治学,应对当代典章制度予以特别重视,“功令之书,皆学者所当肄业及之。”[44]若学者“不通本朝掌故”,则不仅不为士人所齿,而且,一旦“犯宪典,且不足为民矣。”[45]当时的各种法律制度浩如烟海,而且大多藏于官府,一般读书人很难看到这些东西,为了给他们提供“读法”教材,康有为主张将“一切不应为之事载于律例者,咸别摘出,刊成一书,与圣谕十六条一体宣讲,……咸令周知,犯禁自少,俗化自美。”[46]

康有为的这种治教合一理论,如已有人指出的那样,是建立在对周公的过分崇拜之上的。他说:“孔子虽圣,而绌于贱卑,不得天位以行其损益百世,品择四代之学,……既不得位,自无制作之事相迫而来,……必不能坐谈高义,舍器言道,遂可家有衣食,国备兵农也。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官万民,无不曲备。”[47]实际上是将周公当作高于孔子的圣人。可是到他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时,康有为对周公和孔子的看法来了个根本的转变,周公由制礼作乐的圣人,变成为孔子改制所托之人,其人有无未可知,即有,亦至平常,由尊周公转变为尊孔子[48]。这样便动摇了治教合一理论的基础,他似乎认识到这种矛盾,故而不久就又提出治教分途的主张。

康有为提倡治教合一论,是因为他看到当时学者沉溺于考据之中,崇古而贱今,不关心现实生活,于是便接过章学诚、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治教合一理论,借描述周代学者所学内容为其当代典章制度的事例,为考据学者树立学习的榜样。可是,康有为的时代与章学诚的时代已完全不同,就是与龚魏的时代亦相去甚远,仅能“读法”,掌握一些典章制度,已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其中便存在一个向西方另觅新方的问题,可是治教合一理论,却制约着向西方学习的企图,为此,康有为不得不将二者分途,为向西方学习,扫清障碍。

第二,康有为号召人们不仅学习西方的“百工制艺”,而且要学习西方的“义理”,开创了全面学习西方的新学风。康有为认识到西方各国富强的原因在于其有一支庞大的科研队伍,专门去研究各种“实学”;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此相反,自己“日谈经义,而以其业听之小民,长官士夫皆置不讲,农工商之业,日以弊陋,至四海困穷,徇虚谈而不求实学故也。”[49]为此,他主张向西方学习,设立各种学会,分门别类地去研究“实学”,而当务之急,“惟有译书而已”[50],给广大不懂外语的学者,提供西方的科学知识。

康有为号召学习西方文化,是对林则徐、魏源以及洋务派“师夷”主张的继承与发展,在康有为的推动下,中国近代科技得到较大的发展。[51]

但是,康有为所倡导的学习西方文化,与前此诸人,尤其是洋务派所学习的西方文化,在内容上并不相同。他认识到洋务运动之讲“船械之精,军兵之练”,不过“益以藉寇兵而赉敌粮”,[52]故要求皇帝“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议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53]即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实行君主立宪,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与洋务派要求保存旧有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

然而,康有为的这个正确主张,却遭到朱一新等守旧派的反对。守旧派将西方看为“夷狄”之国,认为其“说至谬,其国必不能久存”[54]。在“百工制艺”方面,可以向西方学习;而“义理”即政治制度,是万不可学的。这种以“夷夏”之防的名义,反对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当时对不少人有极大的欺骗性。为消除人们的顾虑,康有为巧妙地将孔子打扮成变法改制的圣人,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等等都是孔子所创,由于刘歆等人篡乱圣经,才使孔子的这些微言大义流落海外,为西方所得到,既然如此,现在转向西方学习便是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只是恢复圣学的本意而已,自然不是“用夷变夏”[55]了。康有为的这种西学源于孔子的说法,无疑是极其牵强附会的言论,但却表明了他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对于新学风的形成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三,康有为不顾清政府有关集会结社的禁令,创立学会,促进了知识分子之间的合作,开创了近代以学会为主体的学术研究新风尚。明亡清兴,满清统治者担心汉人借集会结社的形式反对满人的统治,借口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长期争论导致明朝灭亡,严厉禁止士人的结社讲学,雍正帝特制《朋党论》颁发各地学校,要求学生必读,此后的帝王都重申此令。

然康有为却不顾这一禁令,于光绪九年即联合区谔良在家乡创立不缠足会,“约以凡入会者,皆不裹足。”[56]在中国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发动“公车上书”之后,有见于士人联合起来的巨大力量,遂“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57]在他的倡议下,京师强学会宣告成立。康有为在为此会所写之《序》里说:“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58]希望通过学会的组织,联合众人的聪明智慧,积思广益,促进经世之学的发展。康有为认为当时的学风只以利禄为重,知识分子互相之间不通讯息,失去了儒家“敬业乐群”、“会友辅仁”的学习宗旨。而西方各国每讲一种学术,皆有专会,会中储备有丰富的书籍和仪器,国家从这种组织上获益非浅。既然中国当前极其缺乏人才,那么仿建学会不失为培养人才的捷径,“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下以成国家有用之才。”[59]

强学会建立之后,以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建博物院作为首要之事,但不久即在顽固派的反对之下而关门。但康有为并未因此灰心丧气,不久即回广州创立圣学会,继续宣传学会对于学术发展的作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奏请设农学会“察土质,辨物宜”,研究培育各种家禽及农业作物;设地质局,“译农学之书,绘农学之图,延化学师考求各地土宜,以劝植土地所宜草木。”[60]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一时之间,各种学会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大地,仅省一级的学会便有粤学会、闽学会、关学会、蜀学会、南学会等等。各省之内又有许多学会,如湖南省除南学会外,还有不缠足会、延年会、积益学会等。有人统计,仅在1895年到1898年三年中,就成立了76个学会,分布在10个省31个不同城市。

当然,康有为创立学会的目的主要是在政治上,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学会以研究各种实学相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那种所学非所用的不良学风。学会翻译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开拓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眼界,打破了传统的治学模式,而代之以分工合作研究科学,促进了知识分子之间的互相了解与合作。学会所藏的丰富书籍与科研仪器,为学者从事科研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因此,学会这一组织对于晚清学风的转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附注:

[1]《日本书目志自序》,《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83页。下引此书略作“第三集”。

[2]《南海师承记》卷一,《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70页。下引此书略作“第二集”。

[3]《书余莲珊尊小学斋集后》,第二集,第45—46页。

[4]《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页。下引此书版本同。

[5]《南海师承记》卷二,第二集,第547页。按“东”字,原文误作“本”。

[6]《新学伪经考·序》,《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73页。下引此书略作“第一集”。

[7]《致朱蓉生书》,第一集,第1024页。

[8]分见《万木草堂口说》,第二集,第269页,275页。

[9]《长兴学记》,第一集,第556页。

[10]《万木草堂口说》,第二集,第284页。

[11]《长兴学记》,第一集,第561页。

[12]《与沈刑部子培书》,第一集,第383页。

[13]、[14]梁启超:《康有为传》,《康南海自编年谱》附录,第239页,240页。

[15]《万木草堂口说》,第二集,第269页。

[16]《康有为传》,《康南海自编年谱》附录,第244页。

[17]《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条,第9页。

[18]《康有为传》,《康南海自编年谱》附录,第242页。

[19]《万木草堂口说》,第二集,第338页。

[20]、[21]、[22]《长兴学记》,第一集,第547页,332页,379页。

[23]《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13页。

[24]参见邝柏林《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有关内容,尤其是第81—86页。

[25]《大同书》,第41页。

[26]《民功篇》,第一集,第57页。

[27]《日本书目志》卷一,第三集,第599页。

[28]《大同书》,第158—159页。

[29]《民功篇》,第一集,第24页。

[30]《日本书目志》卷十,第三集,第935页。

[31]《广艺舟双楫·干禄》,第一集,第507页。

[32]、[33]《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26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34]《教学通义·立学》第一集,第133—134页。

[35]《日本书目志》卷四,第三集,第682页。

[36]《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条,第43页。

[37]《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康有为政论集》第270—271页。

[38]《教学通义·文学》,第一集,第127页。

[39]《教学通义·备学》,第一集,第85页。按:康有为此说明显是采用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篇的观点。

[40]《教学通义·从今》,第一集,第136页。

[41]《教学通义·六艺(上)》,第一集,第143页。

[42]《论幼学》,第一集,第518页。

[43]《教学通义·读法》,第一集,第141页。

[44]《桂学答问》,第二集,第56页。

[45]《教学通义·公学》,第一集,第91页。

[46]《教学通义·六艺(上)》,第一集,第141—142页。

[47]《教学通义·六经》,第一集,第118页。按,康有为的这种说法与章学诚所言集大成者为周公而非孔子(见《文史通义·原道》)相同。有趣的是,康有为后在《孔子改制考》中称章氏此说“背谬极矣”(见第三集,第284页)。

[48]关于康有为这种转变的原因,可参看汤志钧:《重论康有为与今古文问题》一文,载《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版。

[49]《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第二集,第623页。

[50]《日本书目志·自序》,第三集,第584页。

[51]参看曾近义、颜泽贤:《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一文,见《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列此书版本同)。

[52]《日本书目志》卷十,第三集,第935页。

[53]《日本变政考·跋》,原书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未刊,转引自《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第283页。

[54]朱一新:《朱侍御复长孺第二书》,第一集附录,第1030页。

[55]《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康有为政论集》第276页。

[56]《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九年条,第11页。

[57]《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条,第30页。

[58]《京师强学会序》,第二集,第186页。

[59]见《上海强学会章程》,第二集附录,第196页。因此文与康有为平时言论极其相符,故以其作为康氏言论。

[60]《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折》,《康有为政论集》,第349页。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秋之卷(总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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