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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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谊,洛阳人,十八岁时即以博学能文而闻名全郡。
  河南守吴公听说他才华出众,将他召至门下供职,倍加赏识。
  汉文帝即位初,听说河南守吴公政绩突出,在全国数第一。
  又因他与李斯同乡,曾以李斯为师,于是将吴公征为廷尉。
  吴公便向文帝进言,说贾谊年少有为,精通诸子百家之书。
  文帝便将贾谊召入朝廷为博士。
  在当时的博士中,贾谊只二十来岁,最为年轻。
  每次皇帝诏命博士议事,诸老先生不能应答的,贾谊却能对答如流,每每道出诸生心中所想而又说不出来的意思。
  因此,诸生无不佩服贾谊的才干。
  文帝大悦,将他越级提拔,一年不到便官至太中大夫。
  贾谊认为汉开国已二十余年,天下太平,应当改订历法,变易车马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
  于是他创制了一套仪法上奏皇上,祭祀用五种牺牲,崇尚黄色,职官名也全部更换。
  文帝为表谦让不肯改制,但各种法令的更定以及列侯各回封国等,这些都照贾谊提出的主张办了。
  因此,文帝提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
  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大臣群起反对,并诋毁贾谊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此后,文帝疏远了贾谊,不再采纳他的建议,并将他贬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因受贬离朝,情绪低沉,渡湘水时写下了一篇《吊屈原赋》。
  屈原是楚国的贤臣,遭受谗言而被放逐,因忧愤而作《离骚》。
  《离骚》结尾写道“: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于是投江自尽。
  贾谊追思伤感,借吊屈原以自况。
  其赋如下:“微臣恭承皇上诏命,以待罪之身赴任长沙。
  沿途听说屈原大夫,就自沉于汨罗江中。
  我今凭借湘江之水,谨表伤吊先生之情。
  上天不公,谗言无忌,才断送了先生性命。
  呜呼哀哉,先生所处是何世道!鸾凤高洁却藏匿逃窜,鸱号鸟丑恶却振翅翱翔。
  不肖之徒窃踞高位,进谗谄之小人得志;贤良之属横遭谪贬,正直之士无地容身。
  骂卞随、伯夷为污浊,捧盗跖、庄碒为廉洁;斥莫邪之剑为鲁钝,誉软铅之刀为锋利。
  可悲可叹正气不伸,先生何能仅以身免!抛弃珍贵的周鼎,反将瓦盆当作宝贝。
  用疲牛驾辕跛驴拉套,让骏马垂耳去拉盐车。
  以冠为屦上下颠倒,理所当然不可久长。
  可悲呀苦命的先生,为何偏偏遭受此难!“算了吧!算了吧!举国之人不知我心,独自忧伤对谁诉说!本应像凤鸟飘然而逝,自己引退而远远离去;本应像九渊之神龙,深深潜藏以珍重自己;隐处避开鳄鱼水獭,更何况与虾蛭为伍?只是保持圣贤的美德,远离浊世以洁身自好。
  假使麒麟可被羁绊,那与犬羊有何不同?身逢乱世遭此祸殃,也有夫子自己的过失!可遍历九州择君而辅,何必留恋此一故都?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览德政之辉才肯下来,察见德行败坏之征兆,便重新振翅高飞远去。
  那寻常的沟沟洼洼,岂能容下吞舟之鱼!横行江湖的鱼..鲸啊,困于沟洼,当然要被蝼蚁所欺了。”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一天,有只服鸟飞进他的馆舍,落在坐席上。
  服鸟类似于号鸟,被认为是一种不祥之鸟。
  贾谊谪居长沙以来,常因长沙地势低洼潮湿而暗自伤悼,认为寿命将不长,于是借服鸟作赋以自我宽解,其文如下:“岁星在单阏之年,孟夏四月,日逢庚子太阳西斜之时,有服鸟飞进我的馆舍,落在坐席一角,其貌好像甚为优闲。
  异物猝然来临,必有其非常的缘故,找出书来翻阅,果然有此征验。
  书上说:‘野鸟入室,主人将去。’于是我问服鸟:‘我将向哪里去?是吉利的话请告诉我,有凶险请讲明灾祸,发生得是迟还是早,请告诉我确切的日期。’“于是服鸟叹息,作举头奋飞之状,其口虽不能言,却能以意相对:万物的变化,本来无休无止。
  流水变易,或后浪推前浪,或曲折回旋。
  形体精气转相接续,是以变换形式相嬗递。
  此中之奥妙,何能说得清楚?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于一门,吉凶同在一地。
  那时候吴国该强大吧,夫差却遭到败亡;越国不过是栖息于会稽一山的小国,勾践却称霸于世。
  李斯游秦功成名就,但终于被处以五刑;傅说也受过胥靡之刑,后来却被武丁拜为宰相。
  祸之与福相为表里,正如绞索之两股互为附会。
  命运不可言说,谁能知其止境?水流得激则干得快,箭发得急却射得远。
  万物运行止息,相互震荡转换。
  水蒸发为云降落为雨,无不相互纠纷交错。
  天地造化如陶者作器,精气聚散无有一定。
  天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
  祸福之迟早自有天命,哪能知道它的时候?“况且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其聚合离散消亡止息,哪有一定之规?千变万化,无始无终。
  人之生也忽然,何必玩弄爱生之意;化为异物,又何必害怕!小聪明之人自私,轻贱他人而贵惜自我;通达之人则目光远大,对天下万物一视同仁。
  贪婪之辈为财货所累,忠烈之士为名节所系;醉心权势者死于权欲,贪生怕死者则布衣终身。
  趋利之徒,东奔西忙;贤人不为名利折腰,荣辱进退处之泰然。
  愚士为流俗所羁绊,拘束窘困如同囚徒;圣人遗世独立,只与天理美德同在。
  众生芸芸,所好所恶积满胸臆;真人恬淡无为,只按自然天性行事。
  绝圣弃智而忘形,超然物外而无私;寥廓宇宙海阔天空,与道逍遥自由翱翔。
  乘风顺流则前往,遇险受阻即止步;放浪形骸听任天命,都不出于一己私意。
  将生命视若浮云,把死亡当作吉庆。
  安静有如万丈深潭,行动有如无链之舟。
  不因求生而自保,只养虚空若浮行。
  圣德之人无牵无挂,乐天知命无忧无虑。
  像‘野鸟入室’之细微小事,又何足心存芥蒂疑神疑鬼呢!”过了一年多,文帝想起贾谊来,将他征召入京。
  贾谊入朝觐见时,文帝刚祭祀天地完毕坐在未央宫前宣室之中,因对鬼神之事有所感触,便向贾谊询问鬼神之本元。
  贾谊便将鬼神之所以然一一道来,直至夜半,文帝听得入神,不知不觉中竟挪到了他的身边。
  事后文帝说:“我很久未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已超过他,而今看来还未赶上他。”于是,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
  怀王是文帝的小儿子,最受宠爱,因他好读书,所以让贾谊任其太傅。
  其间,文帝经常以国家大事向贾谊征询。
  当时,匈奴强盛,不断侵犯边境。
  汉天下初定,法制宽松而不完备。
  有些诸侯王僭越,占地超过古制,淮南、济北王都因谋逆被诛。
  贾谊几次上疏指陈政事,多为匡正过失建立制节而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如下:“臣认为目前的形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而其他背理伤道之事,则难以遍举。
  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大治了,唯独臣以为未必。
  说天下已安已治的人,不是愚蠢便是阿谀,事实上都不是知治乱之道的人。
  将火放在干柴之下而睡在其上,火未到烧起来的时候便称之为安全,今天的形势,与这有何不同!本末倒置,首尾断绝,国制纷乱,毫无纲纪,怎能称之为治!陛下何不令臣下条陈治安之策,以供抉择!“射猎之娱乐,与国家安危之枢机,哪个为急务?假如为治国而劳心损智,疲苦身体,荒废了钟鼓之乐的话,不那样作也行。
  让游乐与现在相同,而使诸侯们各遵法制,兵革不兴,民众安宁,匈奴宾服,四夷向往,百姓淳朴,讼狱衰息。
  这些大的方面解决了,则天下即可顺而治之,海内之气象,清新平和,都可一一调理。
  那样,陛下则生为明帝,没为明神,英名美誉,永垂不朽。
  对祖先有功,对宗室有德,使您的庙号称为太宗,上可与太祖相配,下可与汉室同光。
  那样,建立起久安之势,完成了长治之业,以继承祖庙,以奉养六亲,可称为至孝;恩泽天下,养育众生,要称为至仁;立法定制,赏罚分明,可作为后代万世效法的程式,即使有年幼愚昧不肖之子孙,也能凭借祖宗的基业而安然无恙,这可称为至明。
  以陛下之通达圣明,即使让几个稍稍懂得治国的人在下辅佐,要达到这一步也并非难事。
  这些臣以前已向陛下上疏条陈过,望陛下幸览不要遗忘。
  这是臣以天地事物相稽考,以往古事例为验证,研究当今之时务,经日思夜想而形成的,即使禹、舜再生,为陛下谋划,也无以改变这些。
  “分封诸侯国太大,其势力强固必然犯上作乱,下民横遭祸殃,皇上日夜悬心,这绝非使上下安全之策。
  而今已有皇上之亲弟图谋自立为东帝,皇上亲兄之子发兵西向进攻京师之事,现又有人告发吴王不轨。
  当天子春秋鼎盛,施行仁义,未有过失,恩德广被,赏赐有加之时,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大诸侯国的势力比这些诸侯国更强大十倍呢!“然而,天下并未因此大乱,是何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大国之王年幼未及成人,势力弱小,由朝廷任命的傅、相等正掌管着实权的缘故。
  数年之后,这些诸侯王大都成人,血气方刚,借口朝廷派去的傅、相老病而将其罢免,自丞、尉以上的官吏全部安插上他自己的人,那样的话,就会步淮南、济北王之后尘。
  那时再想要治国安邦,即使是尧舜也无办法了。
  “黄帝说:‘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否则,便是失时、失利,现在按这个道理来治理,很容易达到目的的。
  如果不肯及早动手,毁于骨肉之情而不忍削除,那跟秦代之末世岂不一样?以天子之尊位,趁现在有利之时机,可利用上天之扶助,尚且害怕而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处在齐桓公的位置上,会不会联合诸侯以匡护天下呢?依臣之见,陛下一定不会那样做。
  假设天下如过去一样,即淮阴侯仍为楚王,黥布为淮南王,彭越为梁王,韩信为韩王,张敖为赵王,以贯高为相,卢绾为燕王,陈..为代王的话,陛下在这六、七个人仍在的时候即位,能够觉得自己安全吗?依臣之见,陛下不可能安全。
  当天下纷乱之际,高皇帝与这些人一同起事,不借助他们的势力则不能成功。
  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可为中涓之臣,其余只不过配作舍人之类的属官,因其材力不够差得太远了。
  高皇帝因明圣威武登上天子宝座后,分割膏腴之地封他们为王,多者达百余城,少的也有三四十县,恩德可谓深厚之极。
  但那以后十年之间,这些王造反的有九起。
  陛下与这些人,不是亲身与之进行才力的较量而迫使他们为臣的,他们的王位也不是陛下所封的,既然像高皇帝那样都不能有一年的平安,所以臣知道陛下更不可能。
  当然还可推诿,说他们是异姓王,那么臣再试举宗室之王看看。
  假使悼惠王仍为齐王,元王为楚王,其中子为赵王,幽王为淮阳王,共王为梁王,灵王为燕王,厉王为淮南王,陛下如果在这六七个亲贵还在时即位,能够治理好国家吗?依臣之见,陛下也不可能。
  这些王,虽然名义上称臣,但实际上自以为是皇上的兄弟而不论君臣之义,无不处心积虑想称帝自为天子。
  他们擅自拜官封爵,赦免死罪,甚至僭越使用天子的仪仗车马,使朝廷的法令不能推行。
  有像厉王那样无法无天的,连诏令都不肯听,召他们进京岂会来么?就是来了,又安能依法治其罪!动一个亲戚,其余的都环目而视群起而攻,陛下的臣子虽然忠勇有如冯敬的人,但恐怕刚一开口,匕首便已捅进了他的胸膛。
  陛下虽然贤明,又有谁来帮助治理呢?所以说疏者为王必然危险,亲者为王必然叛乱,这已为事实所证明。
  异姓王恃势妄动的,所幸朝廷已战胜了他们,但并没有改变制度铲除祸根。
  同姓王步其后尘而动,既然也被验证,但其势力却原封未动。
  祸患之变乱,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
  贤明之帝处在这种形势下,都不可能得到安宁,后世将如何是好?“有个名坦的屠夫一天肢解十二头牛,而且其刀刃锋芒不钝,因为他无论剖开、剥离和分割,都是按肌理而解。
  至于髋髀等大骨之处,便非用斤斧不可。
  仁义和恩泽,可比为人主的芒刀,权势与法制,则是人主的斤斧。
  而今诸侯王都是些如髋髀一样的大骨头,放下斤斧不用,而想施用芒刀,臣认为不缺便会折断。
  对淮南、济北二王为什么不施以仁义恩泽而予以诛杀呢?是因为形势不允许。
  “臣总结以前的事实,大抵势力强的先行反叛。
  楚王淮阴侯最强,便最先反;韩信倚仗匈奴接着反,贯高得到赵的资助,则又反;陈..兵力最精,则又反;彭越役使梁民,则又反;黥布役使淮南民,则又反;卢绾力量最弱,所以最后反。
  长沙王只不过二万五千户,功少而最能保全,势弱而对朝廷最忠,并不只是其性情与那些人不同,也是形势之使然。
  假使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拥据数十城为王,到如今已灭亡了也未可知;让韩信、彭越之辈只是列为彻侯,到如今仍然存在也说不定。
  所以说天下之大计是可以推测的。
  希望诸王都忠于朝廷,则不如让他们都像长沙王;希望臣子们不遭菹醢之刑,则不如让他们像樊哙、郦商等;希望天下能得治安,不如多封诸侯而减少其势力。
  力少则容易用礼义约束,国小则对朝廷不起邪心。
  使国家的形势像身体指挥臂膀,臂膀指挥手指一样,莫不随心所欲。
  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争先恐后向天子效命。
  即使是普通小民,也能看到他们已安分守法。
  因此天下都知道陛下的圣明。
  割地分封应定下制度,下令将齐、赵、楚等国各分为若干小国,让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按继统各受祖宗的份地,直到其地分完为止,至于燕、梁等其他诸侯国也应如此。
  其份地多而其子孙少的,先分为几国空缺放置着,待其子孙出生后,让他就国为君。
  凡诸侯之地因犯罪而没入汉室的,都用来作为列侯国邑和封其子孙的补偿之数。
  这样做,一寸之地、一人之众的利益,天子都没有得到,只不过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和大治,因而天下都知道陛下的清廉。
  分地制度一定,宗室子孙无需考虑不被封王,在下无反叛之心,在上无诛伐之意,因而天下都知道陛下的仁爱。
  只要法制确立不受侵犯,诏令颁行而无违抗,像贯高、利几之徒的奸谋就无以产生,像柴奇、开章之辈的诡计就无以萌发。
  小民日趋驯服善良,大臣越发恭谨顺从,因而天下都知道陛下的礼义。
  那样,即使继天子之位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天下也照样太平,甚至以遗腹子继位,天下也不会动乱。
  一朝实现大治,后世称颂圣明,动此一点其他便可迎刃而解,陛下为何畏难而久不下此决心呢?“今天下形势正如患了肿足之病,小腿几乎粗如腰,指头几乎粗如大腿,平时不可屈伸,如遇一、二个指头抽搐,则全身疼痛无可奈何。
  今天失去机会不予医治,必然成为锢疾,以后即使有扁鹊一样的良医,也不能治了。
  天下之病并不只是足肿,还苦于脚掌扭转。
  楚元王之子,是陛下的堂弟,现在的楚王是陛下堂弟之子。
  齐悼惠王是陛下亲兄之子,现在的齐王是兄子之子。
  亲近的抑或无份地可封以安天下,疏远的抑或控制了大权以逼天子,所以臣说不只是足肿,而是苦于脚扭。
  臣可为之痛哭的,正是这个病啊!“天下形势又恰如倒悬之状,做天子的,理当为天下之首,为什么呢?因他在上。
  蛮夷之人,则为天下之足,为什么呢?因其在下。
  而今匈奴倨傲无礼侵掠边境,大不敬之极,是天下最大的祸害,而朝廷每年却送给它金银丝锦彩帛。
  征召号令夷狄,是主上掌握的权柄;向天子进贡,是臣下的礼数。
  足反而在上,头反而在下,如此倒悬,而不能解救,还能说国中有人么?非但倒悬而已,而且又像得了痹症和痱症一样,痹者半身麻木,痱者一方剧痛。
  现在西部、北部边郡,虽有高爵之位也不能轻易免除徭役,自五尺以上孩童都要备战戍守,侦察哨兵了望烽火昼夜不眠,将士们披着甲胄而卧,这就是臣说一方有病的原因。
  臣能医治此病,而陛下不让医治,可为流涕者此为其一。
  “陛下为何忍受得了以皇帝之尊号甘为戎人之诸侯,气势上既已低下屈辱,而祸患并未因此停息,长此以往如何是好!为陛下出谋划策的人都认为只有如此,真令人不可理解,太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具了。
  依臣估算匈奴的人口不会超过汉朝的一个大县,以天下之大被一县之众所困,太叫主事的人羞愧了。
  陛下何不试以臣担任属国之官以主持匈奴之事?按臣的计策行事,定将绞索套上单于脖子而制其死命,定将叛徒中行说捉回来用鞭子抽其背,定使匈奴部众唯皇上之命是听。
  但是今天不去攻凶猛的敌人却去围猎野猪,不去缉捕叛徒而去猎捕野兔,玩于小的娱乐而不顾国家的大患,这正是国之不安的根源所在。
  皇上的恩德应可施之远方,军威应可加之远方,而今只数百里之外威令即不能传播,可为流涕者此为其二。
  “现在民间买奴婢的人,给奴婢穿刺绣的衣服、丝作的鞋子,鞋子还用名贵的‘偏诸’裹边。
  这都是古代天子、后妃的服饰,并且只在入庙祭典时穿,平时宴会时都不穿。
  而今天竟然能给奴婢穿用。
  用白纱为面,有薄纨为里,用‘偏诸’作缏,绣上彩纹,是古代天子之服,而今的富商大贾却在接待宾客之所用它来装饰墙壁。
  古时奉养一帝一后,需其节俭才负担得起,而今平民之屋墙上都挂着帝王之服,下贱的倡优奴婢都穿上帝后之服,但天下财尽之家,绝不会没有。
  况且,以皇帝之身只穿着厚绨,而富民墙上却披着文绣;皇后只以‘偏诸’缀衣领,而平民的奴婢却用‘偏诸’裹鞋边,这正是臣所说的错乱啊!一百人劳作不能供给一人穿衣,想天下无人受冻,怎能实现呢?一人耕作,供十人吃喝,想天下无人挨饿,是决不可能的。
  饥寒对于民众有着切肤之痛,想使他们不做奸邪之事,也是不可能的。
  国家已经穷困,盗贼将起只在早晚,然而为陛下献计的还说:‘天下太平,不可动摇。’真是好说大话。
  风气已到了大不敬,已到了无尊卑等差,已到了犯上作乱的地步,而进言献计者还在说‘无为而治’,可为长叹息者这是其一。
  “商鞅遗弃礼义,抛掉仁爱,鼓励人们专心于进取之道,推行了二年,秦国风气日益败坏。
  由此秦国富足人家的儿子长成便要分家,贫苦人家的儿子长成便出为赘婿。
  儿子借给父亲农具用用,脸上都要露出恩赐之色;母亲拿儿子的箕帚用了,马上会遭到白眼相责。
  女人竟然当着舅兄之面给孩子喂奶,无礼之甚。
  嫂姑一不高兴,便反唇相讥。
  各人只爱其子又贪嗜财利就跟禽兽差不多了。
  不过当人们同心并力于战场上时,还可说是为了吞并六国、统一天下。
  但大功告成之后,却始终不知应恢复廉耻之心、仁义之道,让兼并之法、进取之业进一步发展,导致天下大坏,出现人多的压迫人少的,聪明的欺骗愚蠢的,勇武的威吓怯懦的,强壮的侵凌衰弱的局面,其混乱达到了极点。
  因而大贤大德的高祖出世,威震海内,以德行服膺天下。
  以前为秦所有的,现在都转而归汉了。
  不过,其遗风余俗,尚未得到改正。
  今天人们互相竞赛侈靡,不要制度,不要礼义,不要廉耻,一天比一天厉害,一年比一年加剧。
  人们只是追逐利益,而不顾行为的善恶,为利甚至有杀父杀兄的。
  盗贼不但割下人家的门帘,连宗庙的神器也敢偷窃,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剽劫钱物。
  有个官吏矫诏伪造文书盗出国库上十万石粟、六百余万钱,竟乘坐驿车大摇大摆穿行郡国,这真是见利忘义之尤。
  然而,大臣们只是把上报文书、不误期会看成急务,而对世风日下,人心败坏,竟安然不以为怪,以至熟视无睹,认为是势所必然。
  说起来,要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回心转意向往仁义,也不是这些俗吏所能办得到的。
  俗吏所能做的,只在笔刀筐箧上,而不知大局不识大体。
  但陛下也不以此为忧,臣不禁为陛下深感哀伤。
  “建立君臣,分别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序,这并非上天的规定,而是人间的创设。
  人之所以要创设这些,是因为不设君臣则不能立国,不定上下则势成僵局,不修礼仪则人心败坏。
  《管子》上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如果管仲是个愚人,他说的话倒罢了,但管仲是懂得治体的,他的话难道不令人心寒吗?秦灭掉了四维,致使君臣之间乖张错乱,六亲之间造祸相戮,奸人并起万民叛离,只十三年,其社稷便化成了丘墟。
  今天四维仍然未能齐备,因此奸人存侥幸之望,而众心也疑惑不定。
  如今应规定纲常之制,使君有君德,臣有臣道,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有相应之礼,使奸人无隙可趁,而群臣共为忠信,皇上也不必猜疑惶惑。
  这个大业奠定,世世可致太平,而且后人只需坚持循行即可。
  如果不定此纲常之制,就好比渡江河丢掉了缆锚浆揖,一到江心遇上风波,船必然要倾覆。
  臣可为长叹息者此为其二。
  “夏为天子,传了十余世,被殷取代。
  殷为天子,传二十余世,被周取代。
  周为天子,传三十余世,被秦取代。
  秦为天子,二世而亡。
  人情事理并没有相去甚远,为何夏商周三代之君有道而传世久长,而秦却无道而暴亡呢?其原因是可探求的。
  古代之王,太子刚出生,必举行典礼,派壮士背负着他,由专门的官员给他沐浴,穿戴礼服冠冕,带到南郊之外,表示引荐给上天。
  凡过宫阙则须下地,过宗庙则须趋拜,以示孝子之道。
  因而古代之王从婴儿起就开始受教。
  过去周成王年幼尚在襁褓之中,就定下了以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
  所谓保,即保其身体;傅,即辅其德行;师,即教其知识经验,这就是三公的职责。
  由此又为太子设置了三少,都是由上大夫担任,称为少保、少傅、少师,并与太子居于一处。
  因要使太子从孩提就有卓识,所以三公、三少必须通晓孝道仁德礼义并善于以道传习,要驱逐邪人,不使他接触坏的行为。
  于是,挑选的都是天下高洁端正之士,自身孝悌、知识渊博而又有道术者才能作为太子的卫翼,让其出入于太子居处。
  因而太子一生下来便见正事、听正言、行正道,在其前后左右的都是正人。
  长期与正人在一起,自身就不能不正,好比生长在齐国就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长期与不正之人在一起,就只能为不正,好比生长在楚地不能不说楚语一样。
  所以说要有选择地养成他的某种嗜好,只有经过授业,才能有所尝试;有选择地培养其某种兴趣,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有所发展。
  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即指此。
  等到太子将近成年,渐知男女之事,便送其入学。
  所谓学,即与所学有关的官舍所在。
  《学礼》记载:‘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学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
  此五学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揖于下矣。’等到太子弱冠成人,免去保、傅的严厉管束,则又有了记录过失的史官,直言极谏的太宰,进言劝善的就站在旗下,讥讽恶事的就写在木上,有要事面谏的就击鼓上殿。
  还有盲史以诗歌、乐工以箴言相谏,卿大夫出谋划策,士人传达民间的呼声。
  这样,习以为常智慧日增,所以虽每被切磋,但绝无可耻之事;长期潜移默化于心,所以其行为之合乎圣道就像出自天性。
  此外,三代之礼还有:春季朝拜早晨的太阳,秋季膜拜傍晚的月亮,以此表明对上天的敬畏;天子在春秋两季入学,请国中三老上坐,亲执酒浆相赠馈,以此提倡孝道;出行时车上要配以鸾和之铃,慢步时配以《采齐》之乐,疾走时配以《肆夏》之乐,以此明示行为规范有度;对于禽兽,见过其生则不食其死,闻过其声则不食其肉,因此要远离厨房,以此表示恩德所及之广,也表明有仁爱之心。
  “三代之所以长久,是因其辅翼太子有这种种方法。
  到秦时就不同了,秦的风气本来就不重视谦让,所崇尚的是相互攻讦告发;本来就不重视礼仪,所崇尚的只是刑罚。
  让赵高作胡亥的太傅,所教的都是讼狱之事,所学的不是斩首劓鼻,便是如何夷人三族。
  因此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就用箭射人取乐,他把直谏的忠言说成是诽谤,把深思之远见说成是妖言,把杀人看成像割茅草一样。
  难道是胡亥的本性特别凶残么?不是,是因为教给他的东西都不是正当的道理。
  “谚语说:‘不学怎样做官,只看已成之事。’又说:‘前车覆,后车诫。’三代之所以长久,其以往之事是可知的,然而却不肯照着做,这是不效法圣贤之智的表现。
  秦代之所以急速灭亡,其前车之迹是可见的,然而却不规避,这是后车又将颠覆的征兆。
  存亡之变化,治乱之转机,其关键就在于此。
  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一人;太子的好坏,在于及早教育和慎选身边之人,趁其心性未滥而提前施教,则良好的习性易于养成;开启其智慧确定其学业的方向,则在于教育的方法和内容;至于其行为习惯,则在于左右之人的影响。
  如匈奴、南粤之人,生下来时声音相同,嗜好欲望也不相异,等到长大成人,经几次翻译语言也不能相通,如到一起,宁死也不愿与对方为伍,这都是教育使然。
  所以臣认为太子慎选左右及早教谕是最急迫之事。
  教育有方而且左右之人正直,那么太子就正,太子正则天下才会安定。
  《尚书》有言:‘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这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啊!“普通人的智力,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而不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
  礼约束人们于事发之前,而法则惩处于事发之后,因此法的作用人们容易见到,而礼的作用则难以察知。
  用奖赏来劝善,用刑罚以惩恶,古代先王以此执政,政权坚如金石;以此发布命令,信用有如四季;以此主持公道,无私有如天地。
  岂能反其道而行之?用礼治国者,重视杜绝恶习于未萌之时,而开始教育于幼小之时,使民众不自觉地逐渐近善而远恶。
  孔子说‘:听讼,我与人差不多,但我能先以德义感化人,使其无讼!’作为人主所考虑的最重要莫过于先决定政策上的取舍;取舍的准则决定于内,而安危的处置即可应付于外。
  安不是一天可实现的,危也不是一天造成的,都是由小而大逐渐形成的,不可不予明察。
  人主的积习,在于其取舍。
  取礼义治国的,积重礼义;取刑罚治国的,积重刑罚。
  刑罚积重则人民怨恨背离,礼义积重则人民平和亲近。
  历代君主想人民向善的愿望大都一致,而如何使人民向善的途径则不同。
  有的以德教相开导,有的以法令相驱使。
  以德教开导者,德教谐和而民气安乐;以法令驱使者,法令苛重而民风哀伤。
  而哀乐正是与祸福交相感应的。
  秦王与汤武一样,也想尊宗庙,安子孙,然而汤武的德行宏大且不断扩充,传位六七百年而不失,而秦王治天下,仅十余年就大败。
  这没有其他奥妙,只是在决定取舍上汤武慎重而秦王不慎重。
  天下,好比一个大器物。
  人们放置器物,放在安全之处它就安全,放在危险之处它就危险。
  天下的情形与器物一样,在于天子把它放在何处。
  汤武把天下放在仁义礼乐之上,便德泽洽和,禽兽草木无不丰饶,盛德遍及周边四夷,推及子孙数十代,这是天下人所共闻的。
  秦王将天下置于法令刑罚之下,德义恩泽一无所有,而怨恨之毒充满人间,百姓憎恶它就像仇敌一样,大祸差点就降到自己头上,子孙竟被诛灭殆尽,这也是天下人所共见的。
  谁是谁非何等鲜明,功效后果何其应验!人们常说‘:听言之道,在于必以事实相参看,则发言之人不敢妄言。’现在,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陛下为何不援引殷、周、秦的故事来看一看呢?“人主之尊好比殿堂,群臣好比台阶,黎民好比土地。
  因而台阶等级越多,宫墙离地就越远,则殿堂越高;没有台阶等级,墙离地就越近,殿堂就低。
  堂太高则难于攀附,太低则容易凌驾,理所当然。
  所以古代圣王创制等级,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各级官吏,层层相延以至平民,等级分明,皆为天子所加,所以天子之尊不可企及。
  有句谚语说‘要打老鼠却又怕打坏了器物’是个很好的比喻。
  老鼠靠近器物,尚且顾忌而不打,恐怕伤及器物,何况对于亲近主上的贵臣呢?用廉耻节礼约束君子,因而有赐死而无诛戮的耻辱。
  黥面劓鼻之刑不施及大夫,是因为他们离主上不远。
  礼规定,人君所乘之马不得察看其齿数,践踏其食草者应予惩罚;见到君主所用几杖要起立,碰上君主乘坐的车要下拜,进入宫殿正门便要碎步疾走,君主所宠之臣即或有过错,也不对其本人施加刑戮之罪,这都是因为尊君的缘故。
  这就是主上用以预先远离不敬之人,而对大臣优礼有加以砺其志节。
  而今自王侯三公等亲贵,都是天子应和颜悦色予以优礼的,即古代天子称之为伯父、伯舅之人,然而把他们与黎民百姓一样绳之以黥、劓、..、刖、笞、骂,弃市之法,那不是像殿堂失去了台阶一样吗?被杀被辱者不是过于迫于天子么?如果不行廉耻,大臣无以掌握重权,大官不是有像罪徒皂隶一样的无耻之心么?秦二世被定重罪杀于望夷宫之事,即源于秦制投鼠不忌器之风习。
  “臣听说,鞋子虽新不宜放在枕上,帽子虽破不能用于垫鞋。
  曾在贵宠之位的人,天子曾和颜悦色优礼有加,吏民曾俯首伏拜敬畏不已,现今有了罪过,皇上下令废黜他也行,斥退了也行,赐他死也行,诛灭他也行;但如将其束缚,用长绳牵着,送到司寇衙门,编入一般罪徒,任由司寇小吏鞭打詈骂,恐怕让黎民百姓看见不是好事。
  卑贱者将知尊贵者既有一旦之刑,心想我也可以如此对他,这不是让天下学习礼义,懂得尊尊贵贵之理的做法。
  天子所曾宠贵,万民所曾敬畏之人,死便死了,岂能如此舍弃礼义让卑贱者污辱他么?“豫让曾服侍中行的君主,智伯讨伐中行将其灭掉后,他转而服侍智伯。
  到赵灭智伯时,豫让却熏面毁容,吞炭坏声,定要报答智伯,赵王五次起用他而不任。
  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中行之君待我像一般人一样,我也就同一般人一样对他;智伯以国士礼遇待我,我当然像国士一样报答他。’这同一个豫让,以前叛君事仇,行如猪狗;以后又坚持气节,尽忠报主,具有烈士之风。
  这都是人主使然。
  所以主上待其大臣如犬马,大臣也就以犬马自为;待其如待罪徒,他也就以罪徒自为,愚钝无耻,丧志无节。
  没有廉耻之心,又不自尊自重,凡有利益便去,一有机会就夺。
  主上一旦失败,就乘机予以谋篡;主上遇到灾难,则只求自己苟免而袖手旁观;只要对自己有利,就不惜出卖主上。
  这种人对于主上有何用处?在下的群臣极其多,在上的人主只有一个,主上之生命财产完全托附于群臣,如果群下都是无耻之徒,苟安之辈,则是人主的最大病痛。
  所以古代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以此来砥砺宠臣的志节。
  古代大臣犯有不廉之罪的,不叫做不廉,而说成‘..簋不饰’;犯有污秽淫乱之罪的,不叫做污秽,而说成‘帷薄不修’;犯有疲软不胜任之罪的,不叫做疲软,而说成‘下官不职’。
  如此,亲贵大臣有其特定的罪名,就好比不加斥责但正色称呼一样,实际上是加以迁就并为其隐讳。
  大臣犯罪如在大谴大责范围之内,听到责问便穿上丧服,放置一盆水和剑,在请罪之室里自刭,不需主上派人绑缚而去。
  如罪在中等,听到主上之命便自己吊死,主上无需派人绞其颈项。
  如属罪大恶极,听到主上之命便应北面朝拜,然后跪着自裁,用不着主上派人按住其头颅行刑。
  并说‘:作为大夫你自己犯下了罪过,我对你可是待之以礼啊!’越是待之以礼,群臣越是自重;顾其廉耻礼义以待其臣,而臣下不以气节回报其君的人,就真不是人类了。
  等到教化而成风俗,那么,为人臣者就会念主忘身,忧国忘家,为公忘私,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只与礼义同在。
  教化达到上乘,那么父兄之臣便能真正为宗庙而死,法度之臣真正为社稷而死,辅翼之臣真正为君上而死,守土之臣真正为城敦边疆而死。
  所以,所谓圣人拥有金城之说,即是以物来比拟人的志节。
  他既能为我死,我当然能与他同生;他既能为我亡,我当然能与他俱存;他既能为我不避危难,我当然能与他共享平安。
  有顾德行而忘私利,守节操而仗义气之臣下,就可以托付不须制御之权柄,可以寄托尚未成人之遗孤。
  砥砺廉耻奉行礼义以致如此,对主上有什么损失呢!而当今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长期沿袭无阶无级之法,所以臣可为长叹息者正在于此。”当时绛侯周勃被罢相回其封国,有人告发他谋反,被逮捕囚禁在长安狱中,不久释放,又恢复了他的爵位封邑,因而,贾谊正是为此而讽谏文帝。
  文帝深深为其所感,从此注意涵养臣下志节。
  此后凡大臣有罪,都赐其自杀,再不受刑辱。
  到武帝时,从宁成开始才又恢复下狱。
  当初,文帝是以代王的身份入京即位,后来将代国分成了两国,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小儿子刘胜则封为梁王。
  以后又将代王刘武迁徙为淮阳王,而太原王刘参为代王,完全恢复了原来代的地盘。
  几年以后,梁王刘胜死了,没有儿子。
  贾谊又上疏说:“陛下倘若不定制度,依如今之势,只不过能传一二世而已。
  现在诸侯王尚且已恣意妄为难于制服,等它广植党羽强大起来,汉朝之法就无法施行了。
  今陛下可作为藩卫、皇太子可作为依恃的,仅有淮阳、代两国。
  而代北边紧挨匈奴,与强敌为邻,能保全自己就不错了。
  而淮阳和大诸侯相比,仅如脸上的一颗黑痣,只能被大国所吞食,而全然没有防御之力。
  方今之世,权柄握于陛下手中,封一国立儿子为王却只配被别国所吞食,难道能算是良策吗?人主行事本与布衣不同。
  布衣之人,积点小德赚点小钱,能自立于乡党之中足矣,人主则非使天下安定,社稷稳固不可。
  高皇帝瓜分天下封功臣为王,反叛者却像刺猬毛一样竖起,认识到异姓王不行,才翦除了那些不义诸侯而虚悬其国,另择良日,在洛阳上东门外将诸皇子尽立为王,这样天下才安。
  所以大人物不能被小节所拘,才能成就大事业。
  “今淮南之地远离京师数千里,中间隔着两个诸侯国,虽属于汉室但悬如飞地,其吏民往来长安服徭役,走到中途衣服就破了,为置衣物耗尽了家资,其他诸多费用也和这个相当。
  淮南苦于属汉而非常想有一个王去治理,其罪犯逃往相邻诸侯国的也不少。
  这种状况不能长久下去。
  按臣之愚计,希望将淮南之地划归淮阳,而为梁王立一后嗣,再割淮阳北二三座县城加上东郡划归梁国;这样还不行的话,可将代王迁都睢阳。
  梁以新妻阝为起点北靠黄河,淮阳包着陈国南接长江,这样,即使大诸侯有起异心的,胆子再大也不敢谋取,梁足以与齐、赵抗衡,淮阳足以抗吴、楚侵犯,陛下即可高枕无忧,再无山东之虑了,这可说是二世的大利。
  当今安然无事,是因诸侯王都还年少,数年之后,陛下再看看吧!以前,秦日思夜想苦心劳力解除了六国的祸乱,而今陛下在力制天下、颐指气使之时,却高抬贵手重新酿成六国之祸,实在难以说是明智的。
  只求本朝无事而苟且,种下祸根乱源,熟视无睹而不定下治安之策,那么万年之后,如传位于老母弱子,必将使其不得安宁,这就不能称为仁爱。
  臣听说圣明之主欲发言必先问其臣,所以才能让为人臣者得以尽其愚忠。
  唯请陛下裁择。”文帝于是采纳贾谊之策,徙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北以泰山为界,西至高阳,拥有大县四十余城。
  又徙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以抚淮南之民。
  当时还把淮南厉王的四个儿子都封为列侯。
  贾谊知道文帝必将复其王位,便上书进谏说“:臣担心陛下不久将把淮南诸子封为王,而不会与臣等反复计议。
  淮南厉王之悖逆无道,天下谁不知其罪?陛下降恩将他赦免迁徙,他自己患病而死,天下有谁认为他不该死?今天如尊罪人之子为王,恰好表明厉王无罪被汉枉杀。
  这几个儿子长大,岂能忘记他们的父亲?从前白公胜为父报仇的对象,就是自己的亲祖父、伯父和叔父。
  白公胜作乱,并不是想要夺取王位,而只是要发泄仇恨,亲手剖开仇人之胸而后快,与仇人一起灭亡而不惜。
  淮南之地虽小,黥布却曾据此反叛,汉室能灭黥布得以保存实为天幸。
  如封仇人之子为王,等于送给他危害汉室的本钱,这不是高明之策。
  虽说将淮南一分为四,但四个儿子是一条心。
  送给他们民众,让他们积聚财富,他们即使不像伍子胥、白公胜那样明目张胆起兵报仇,恐怕也会派像专诸、荆轲之徒到宫中来行刺,这真可谓借给敌人兵力、给老虎添上翅膀。
  希望陛下再三斟酌。”梁王刘胜从马上摔下死后,贾谊忧伤,自责未尽到傅的责任,经常哭泣,一年多后也死去了。
  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四年后,齐文王去世,没有儿子,文帝想起贾谊之言,于是将齐分为六国,立悼惠王的六个儿子为王;又把淮南王刘喜迁到城阳,而将淮南分为三国,立厉王的三个儿子为王。
  十年之后,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仅三年,吴、楚、赵和四个齐王就联合起兵,向西进攻京师,被梁王所阻,才得以破灭叛军。
  到武帝时,被封为王的淮南厉王的儿子有两国也因谋反被诛。
  武帝即位初年,贾谊的两个孙子被荐举入朝,后官至郡守。
  其中贾嘉最好学,可算是继承了家业。
  班固评论:刘向曾说:“贾谊探讨三代与秦治乱的道理,其论甚为宏美,对国体之通达,即使是古代的伊尹、管仲也未必超过他很多。
  假使当时予以重用,其功德教化必然隆盛。
  但为庸臣所害未能得志,真是可悲可惜。”回想文帝躬行俭约以倡导移风易俗,贾谊的主张大体上还是被采纳了。
  至于想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服色为上黄,牺牲以五数,以及出仕诸侯国,采用五饵三表的方法以羁縻单于等,其治术确实也显得粗疏。
  贾谊天年早逝,位虽不至公卿,但还不算是怀才不遇。
  他的著述共有五十八篇,现只选择了其中切近世事的几篇放在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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