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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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歆,字子骏,小时候因通晓《诗经》、《书经》,善写文章,而被成帝召见,成帝让他在宦者署候命,成为一名黄门郎。
  河平年间,刘歆同他父亲刘向接受成帝诏令,主持校勘皇家所藏的书籍,解释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
  刘向死后,刘歆又被任命为中垒校尉。
  哀帝刚即位时,大司马王莽因刘歆乃宗室子弟,且有才有德,举荐他担任侍中太中大夫,不久,又晋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
  此时的刘歆位尊而为君王所亲近。
  接着,刘歆主持修编《五经》,以完成父亲的未竟事业。
  于是,刘歆汇集六艺群书,分门别类,编纂成《七略》。
  事情记在《艺文志》。
  刘歆和刘向最初都研究《易经》。
  宣帝时,皇上下诏命令刘向研究《谷梁春秋》。
  十多年后,刘向对《谷梁春秋》的内容已非常明白、熟悉。
  到刘歆校勘皇家所藏之书时,发现了用篆文传抄的《春秋左氏传》。
  刘歆对这本书非常喜欢。
  这时,丞相史尹咸因能研究《左氏》,与刘歆一起校勘经传。
  刘歆略微向尹咸和丞相瞿方进请教了一些关于《左氏春秋》的疑难问题和字词的意义。
  当初,《左氏传》大多是古字古言,学者们解释经文的著作不过是解释字义而已。
  到刘歆研究《左氏》时,他引用解释经文的著作来解释经典,相互引证,推陈出新。
  这样,解释经文的著作既有经文段落句读,又有经文总的精神。
  刘歆沉迷于谋议之中,他们父子两人都喜欢古文经书,都博闻强记,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
  刘歆认为左丘明喜欢的与憎恨的东西,同圣人们相同,因为他亲自见过孔夫子,而公羊、谷梁出生在孔子的七十弟子之后。
  把传闻的东西记载下来与把亲眼见到的东西记载下来,其详略自然不同。
  刘歆多次以两者的不同记载,出难题为难刘向,使刘向无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
  然而刘向还是坚持他自己对《谷梁》的解释。
  到刘歆同皇上亲近后,就想设置学馆,让博士公开讲授《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
  哀帝令刘歆同研究《五经》的博士们一起解释、讨论《五经》的微言大义,但那些博士中有人不肯废弃以往的奏对,于是刘歆移送文书给太常博士,诘问他,说:“昔日唐虞衰落了,但三代相继兴盛起来。
  这时期的圣帝明君,不断涌现,且相互承袭,这时的王道尤为突出。
  周室衰落了,且礼乐不正,而王道也同礼乐不正一样,难以完备。
  因此,孔子担忧王道衰落,不能在各国实行,而周游列国去应聘。
  他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校正了礼乐中的一些错误,使《雅》、《颂》都得到适当的演奏场所;他修订《易经》,为《书经》作序,修纂《春秋》等,都是为了记载昔日帝王的王道。
  到孔夫子去世之后,那精微的语言就杜绝了;到他的七十弟子去世后,他的语言中的深奥含义也被人误解而出现乖舛。
  这样,国家开始历经战国时期,人们废弃了行祭祀所用的器皿笾豆,而一意研究行军打战的阵法,因此,孔子的学说被压抑,而孙武、吴起的学说兴盛起来。
  历史发展到暴虐的秦朝,秦始皇焚经书、杀儒士,颁布藏书的禁令,规定凡认为古代的事正确者,要处以重罪,学术思想因此而消亡。
  汉朝兴起来了,距古时的圣帝明王已很遥远,孔仲尼的学术思想又灭绝,因此,法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沿袭。
  这时,唯独只有叔孙通一人略微制订了一些礼仪,天下也只有供占卜用的《易经》,再没有其他任何书籍。
  到孝惠帝时代,才解除藏书的禁令。
  然而,那些如绛侯周勃、灌婴等人都是一介武夫,没有谁把这个解除禁书令当一回事。
  到孝文帝时,才开始让掌故晁错跟随伏生学习《尚书》。
  《尚书》最初发掘于一座屋壁,书籍已全部腐朽、折断、散乱,现发现的这部书,不过是当时老师传授弟子的课本而已。
  而《诗经》的发掘、整理工作刚开始。
  天下众多书籍不断出现的,往往都是诸子传说,它们还被广泛地立于学校,设置博士进行研究。
  在汉朝的儒士,只有贾谊一个人而已。
  到孝武皇帝时,先后在邹、鲁、梁、赵等地出现了许多《诗经》、《礼经》、《春秋》的前辈大师,这些人都崛起于建元年间,在当时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拥有一部完整的经书,有的人拥有《雅》,有的人拥有《颂》,将它们合起来,便成了部完整的经书。
  《尚书》中的《泰誓》是后来才发掘出来的,博士们将它汇集在《尚书》中,再阅读它。
  因此,诏书中声称:‘现在礼废乐坏,书籍遗失,残缺不全,朕对此很担忧。’这时,汉朝建立已七八十年,经书废绝太久,已不可能得它的真本。
  “到鲁恭王时,想毁掉孔子住宅修建宫殿,而在被毁掉的墙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其中有《逸礼》三十九篇,《书经》十六篇。
  天汉年间之后,孔安国把它捐献出来,但这一举动太仓猝,遭到使用邪术加祸于人的巫师的诘责,没有来得及实施。
  还有左丘明所纂的《春秋》都是古文旧书,多达二十余部,但都被藏在宫中藏秘籍的地方,藏匿起来,没有发表。
  孝成帝怜悯学残文缺,经书只要稍稍有点失真,便将秘藏之书公开,陈列出来,校正、整理旧文。
  这样,才获得了《古文尚书》、《逸礼》、《左氏传》三书。
  因为考学官所转授的经传,有的经传遗失了,内容不全,有的经传脱简了,内容前后错乱。
  通过在民间广泛寻访,还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等人的遗学与《古文尚书》的情况一样,被抑制而使它没有流传开。
  这正是有识之人之所以痛惜、怜悯,而士大夫、君子之所以叹息、痛恨的原因。
  往日承袭前人之学的人不思索前人遗留的书籍残缺不全的缺陷,苟且因陋就简,不求改进,只是分析文字,记录一些繁琐、零碎的言辞,这样,一个学者即便终身疲劳也不能穷究其中的一门学问。
  盲目地相信,肯定今文而否定、非议古文,至于国家将发生大事,如设立太学、天子进行封禅、巡狩的仪礼等,就糊涂了,都不知道它们的根源。
  即使这样,有人还想抱残守缺,挟藏着唯恐别人阅读自己所藏之书的私意,而没有从善服义的公心,或心怀妒嫉,不考虑事情的真假,雷同的观点便追随,对于事情的是非,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抑制《古文尚书》等三学,以为现有的《尚书》是完备的,无需《古文尚书》作为补充,说左丘明不应当再纂写《春秋》。
  这些人难道不悲哀吗?“现今圣上德通神明,继承道统,弘扬祖业,也对文字错乱十分忧虑,学者们更应该忧患古书残缺不全。
  不仅要明白这个情理,还要不明言可否,谦逊退让,乐于与士大夫、君子协商。
  因此,圣上应颁布明诏,让人尝试《左氏》可不可设置;派遣亲近之臣奉旨待命,以辅弱扶微,与二三个君子同心协力,希望得到那些废置、遗失的经艺,使它们中兴。
  但现在有人则不然,严紧闭关,坚决抵制,而不肯尝试,苟且不诵习古文而使此学灭绝,想以此杜塞余道,绝灭微学。
  这类人,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但难以和他们在最初筹划通向成功之途的计划。
  这是一般平民百姓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士大夫、君子所希望的结果。
  况且这几家学说,是先帝亲自定论的,现在由皇上亲自考察、审视,何况这些古文旧书,都有验证,民间所藏与内府所藏相对应,难道是随便杜撰的东西吗?“礼废止了都要到民间去搜集,古文经书遗失了,不更应该到民间去搜集吗?从前的博士中,研究《书经》的有欧阳,研究《春秋》的有公羊,研究《易经》的有施、孟,然而孝宣皇帝还重新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等学术,它们彼此的意义虽不一致,但还是一并设置,为什么呢?与其将这些学问废弃,宁可把它们设置起来。
  有记录说:‘文经武略之道是否衰落,关健在人。
  贤能的人记识的事物是一些大的方面,不贤能的人记识的都是一些零碎小事。’这就是数家之言之所以兼容包纳各种大小不同意义的原因,因此,怎么可以偏颇一个方面而使其他方面灭绝呢?假若定要专执自己的偏见,抱守残缺之文,与同师之学结党,妒嫉道艺之真,违背明诏,改变圣上的旨意,那就要使自己违诏制而被科罪。
  我很不赞成二三个君子的意见。”他的言辞很严厉,诸儒都怨恨他。
  这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因为刘歆移交文书上疏深深自责犯有过失,愿平安告老还乡。
  继而,担任大司马的儒者师丹也大怒,上奏皇上,说刘歆改乱旧章,诋毁先帝所立。
  皇上说“:刘歆想推广道德学术,怎么是诋毁先帝呢?”但刘歆因此得罪了执政大臣,被众儒所诽谤。
  因此他担心被诛杀,便请求皇上让他离开京城,去担任河内太守。
  因宗室不适宜掌管三河,便改任五原太守,后又转任涿郡太守,前后历任了三个郡的太守。
  几年后,他因病被免官。
  后来,他又被从家里请出,担任安定属国都尉。
  恰逢哀帝驾崩,王莽主持朝政。
  因王莽小时与刘歆都是黄门郎,对刘歆很器重,因此向太后推荐。
  于是太后将刘歆留在朝廷担任右曹太中大夫,不久,又晋升为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让他管理明堂和辟雍,并封他为红休侯,掌管儒林史卜之官,考证编订律历,编纂《三统历谱》。
  开始,刘歆在建平元年改名为刘秀,字颖叔。
  到王莽篡位后,刘歆担任国师。
  他以后的事迹都记载在《王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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