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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老子到孙子

《老子》一书,原著不过五千言,可以说,几乎是一字就涵盖一个观念的好文章,一句就涵盖有三玄三要的妙义。它告诉了我们许多法则。几千年来,大家都在研究老子,而有研究著作流传下来的,古今名家的著作,有数十家之多,如果搜罗广泛一点,也许可达到百家以上;其文字也达到了数百万字,好像一直研究不完,解释不尽;而各人的说法,又各不相同,似乎有了“各家老子”或“老学的各家”。例如:某某研究老子的著作,便成了“某老子”;某某解释老子的著作,又成为“某家老子”;某某诠释了一番,又成为“老子某诠”。各说杂陈,见解不一,读来似有治丝益棼之感。

近代以来,许多外国人,包括近如日本、韩国,远如欧、美,乃至于大洋洲的人,亦都喜欢研究起老子来了。他们都翘起大拇指说:“中国的《老子》很好。”问他们好在哪里,也自有一番说辞,或不免拾人牙慧,道前人之所道。但毕竟能重视而称誉我们的文化,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欣喜的;同时亦是值得我们反省的,那些一味崇洋媚外,忘记乃至排斥自己文化的人,更应该为之赧颜的。

老子被誉为道家的宗师,道教的教主。道家为中国文化主流之一,人们每提及道家,则必说到老子,但多半亦仅仅说到老子而已,最多并称“老庄”。其实,道家的“巨擘”,不止这一二人,尝与朋友说笑:道家有三代人物,老子、儿子——倪子、孙子。当然,这只是说笑,他们并没有血缘的祖孙父子关系。

不过孙子——春秋时齐国人孙武,他的军事哲学思想,正是由道家思想而来,所著《兵法》十三篇,处处表现了道家的哲学,曾经帮助吴王阖闾,击破强楚,而称霸诸侯,充分显示了道家思想在事功上的伟大;而所著的十三篇中的军事哲学思想,可以说超越了时空,直到几千年后的现代,人类已登上月球,武器已发展到太空,到生化战,而仍离不开他的军事哲学的范围。

倪子,本姓倪,而倪字原有儿子的含义。一说倪子就是计然子,究竟确否?后世很难考证。但可以确定的,计然子实有其人。又有说他是范蠡的老师。范蠡助越王勾践复国,所用就是道家的学说,而且勾践复国以后,论功行赏,他自然可以获得高官厚爵,可是他并不在乎富贵,带了西施,一叶扁舟,飘然于太湖之上。这正是道家“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的风范。所以老子、儿子、孙子三代的笑话,尽管是游戏之言,也非凭空虚构。事实上,如果把老子、倪子、孙子三人的著作、思想研究得透彻清楚了,差不多对中国文化中“治道”的精要,已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值得注意的。

内用黄老 外示儒术

中国文化历史,在秦汉以前,由儒、墨、道三家,笼罩了全部的文化思想。到唐、宋以后,换了一家,成为儒、释、道三家,这三家又笼罩着中国文化思想,一直到中华民国立国初期。迨发生了“五四运动”,当时想“打倒孔家店”,在中国文化的主流上,起了一阵涟漪,一度有所变化,又影响了几十年。

对这三家,我经常比喻:儒家像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粮食;佛家是百货店,像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俱备,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有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

这譬喻是有其理由的。

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接下来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内在真正实际的领导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所标榜的,即在宣传教育上所表示的,则是孔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但是这只是口号,只是招牌而已,亦可以旁借“挂羊头卖狗肉”的市井俚语来勉强比拟,意思就是,讲的是一套,做的又另外是一套。

黄老的内涵

那么所谓黄老之学的道家学术,它的内容又如何?当然,最能代表道家思想的是老子,他所著《老子》(到了唐玄宗时代,又尊称它为《道德经》)一书,最能代表道家思想,最有系统,有最具体的叙述。而阐扬、诠解老子最清楚正确的,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的,则是庄子。庄周所著《庄子》一书,唐玄宗时代又尊称它为《南华经》。其中所论辩的道理,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等各方面,都可致用,它对历史人物的建功立业乃至对个人修养——修道、养气,以及立身、处世等等,都有大用处。

这不只是指《庄子》的内七篇而已,事实上,几千年来,历代所偷偷运用庄子的学术,都取《外篇》和《杂篇》中的精华。因此,真正把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发挥得光辉灿烂的,亦就是道家的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子》的《外篇》与《杂篇》部分最多,这是研究老子之前,也必须了解的一项事实。

现代人对道家的观念,是汉、唐以后的人所持的观念。在秦汉以前,现在所谓的“道家”与孔孟之学的所谓“儒家”,原本没有分开的,统统是一个“道”字,而这一个“道”字,代表了中国的宗教观,也代表了中国的哲学——包括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经济哲学,乃至一切种种哲学,都涵在此一“道”字中。

清代乾隆年间,主编《四库全书》的著名学者纪晓岚曾经说过:“世间的道理与事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现在如再著述,仍超不过古人的范围,又何必再多著述。”这的确是一则名言。试看今日世界各国学者关于思想学术方面的著作,无不拾古人之牙慧,甚至,强调来说,无不是中国古人已经说过的话。所以纪晓岚一生之中,从不著书,只是编书——整理前人的典籍,将中国文化作系统的分类,以便于后来的学者们学习,他自己的著作只有《阅微草堂笔记》一册而已。

就因为他倚此一态度而为学,自然地读书非常多,了解得亦较他人深刻而正确,他对道家的学术,就下了八个字的评语:“综罗百代,广博精微。”意思是说,道家的文化思想,包括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整个文化。“广博”是包罗众多,“精微”是精细到极点,微妙到不可思议的境界。

但是,道家的流弊也很大,画符念咒、吞刀吐火之术,都变成了道家的文化,更且阴阳、风水、看相、算命、医药、武功等等,几乎无一不包括在内,都属于道家的学术,所以虽是“综罗百代,广博精微”,也因之产生了流弊。

拨乱反正的趣谈

《老子》这本只有五千字的书,从文字表面上看来,似乎很容易读懂,如果也用“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的眼光去读,那就够我们去探讨,去阐述了。

也有人说,提到我们的历史文化,所谓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正是《易经》、《老子》、《庄子》“三玄”之学最流行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是一个变动不安、非常混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最衰败的两百多年。可是在哲学思想方面,由于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也提升到极点,于是有人说,“三玄”之学,是衰乱之书,因为每到一个衰乱的时代,“三玄”之学就会特别受人欢迎。这是在动乱不安中,人们的精神失去寄托,便希望从这方面,找到一条出路。他们更进一步回过来说,目前这个世纪中,这三样东西,很受欢迎,可见这个时代,当然的是衰乱的时代。

其实,并不一定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凡是对任何一样东西,立场不同,观点就两样。自己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印象就各异。我们看中国历史,汉、唐、宋、元、明、清开基立业的鼎盛时期,都是由“三玄”之学出来用世。而且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有一个不易的法则,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无可救药时,出来“拨乱反正”的人物,都是道家人物。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一贯作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帮助人家打好天下,成功了,或在私人事业上,帮助别人发财,当上了老板,然后自己飘然而去。如商汤时的伊尹、傅说,周朝开国时的姜太公,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汉朝开国时的张良、陈平,三国时的诸葛亮,都是道家人物。姜太公与范蠡,完全做到了“功成,名遂,身退”的“天之道”;张良则差一点,最后欲退而不能,本事不算大;至于诸葛亮,他的立身处事,完全是儒家的态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恰如其分。

次如唐代的魏徵,明代的刘伯温,清朝的范文程等等,还有许多不可知、不可数的道家人物。

数十年前,国内流行一股研究明史的风气,其实研究断代史,以明史最难研究,如果以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为研究对象的中心,那就要注意一般编史书的人不大采用、而是朱元璋亲自写的几篇文章,的确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在这几篇文章中指出,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有几个道人。实际上,他们都是表面上装疯卖傻的道家人物。其中一个是周颠,江西建昌人,人们只知道他姓周,不知道他的名字,因常在市街上疯疯癫癫,便叫他周颠,实际是一位学道家神仙之道的人物。朱元璋曾多次试验他,一次把他放在蒸笼里,再罩上一口大缸,用热水蒸了半天,朱元璋认为该已经蒸熟了,移缸揭开蒸笼观察,不料他竟在里面作蒸汽浴,和现在流行的三温暖或土耳其浴一样,满身大汗,对朱元璋说:“你好!你的事业可以完成了。好舒服啊!”朱元璋对他无可奈何。但朱元璋每次遇有困难,他都会出现,助一臂之力。像打陈友谅的时候,他也跟着一路去,朱元璋心想,这疯子出现就会遇上麻烦,这次去打陈友谅,本来是一场艰苦而危险的战争,他又来了,可真讨厌,于是想把周颠沉到江里去。朱元璋带兵到了南昌,他还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果然,在战场上千钧一发之际,他又帮了朱元璋的大忙。

这些人物,因为太神话化了,而编写正史的,多为儒家人物,由于他们的传统观念,对于这许多史实,都不收罗进去。事实上,朱元璋本人的著作中,所描写的这类史料很多,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

太上老君与李老子

现在再循历史时代回溯上去。例如最著名的汉朝的“文景之治”,汉文帝与景帝父子相继,为汉朝鼎盛的尖峰时期;唐朝的“贞观之治”,乃至于唐玄宗——白居易《长恨歌》中所描写的夜半与杨贵妃窃窃私语,发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唐明皇,他们年轻时代,初期开创基业所用的都是道家学术——也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而汉、唐这两个时代,亦就是整个历史上,算来是最可观的时代。

由此可以证明,道家学术在“拨乱反正”的机运上,具有最重要的价值,我们不能不知。

再看近代的史实,清军入关,统治了当时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华民族,成立大清帝国。所用的方略,领导政治的最高哲学思想,就是《老子》的学术,他所用的兵法也不讲究《孙子》,也不用其他兵书,就干脆研究《三国演义》。

研究《老子》的学术,用之于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社会等等方面;尤其与开国创业时期的关系,就要把康熙以来历朝事物,研究得清楚,那大概可以知道老庄哲学的运用了。

清康熙在十二岁的幼年,就登位当皇帝了。当时中国的版图,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受他统治,外面有四个强有力的藩镇、诸侯,内有掌握了大权的权臣,他的帝位还在摇摇欲坠。可是他在以后的几年中,能够把内在的障碍排除,外在的势力削平,进一步,奠定大清二百余年的基础。由于他六十余年的努力,打好了升平治世的根基,这都不是偶然得来的。可以说有清一代的成就,上比汉、唐两朝更兴隆,更鼎盛。

回顾历史的陈迹,展望未来,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动乱的时代,大概不会再延续太久了,照历史法则的推演,应该是丁卯年一九八七年以后,我们的民族气运与国运,正好开始回转走向康熙、乾隆那样的盛世,而且可以持续两三百年之久,希望现代青年,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那么,就更要懂老子的思想学说。

现代一般人对《老子》一书,名之为《道德经》或《老子道德经》,因为这部书,前面部分论“道”,后半部谈“德”,所以又有此别名,而且远自汉、唐,就有此分法。据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七○八年)易州龙兴观建立的《道德经碑》,内容即是《老子》这部书,碑的正面刻的是《道经》三十七章,背面刻的《德经》四十四章。另外在《弘明集》所载牟子《理惑论》中,有“所理正于三十七条,兼法老氏道经三十七篇”的话,而单子为汉代人。由此可知,远在汉代,已有人将《老子》一书分作道、德二经了。不过以《道德经》三字统称《老子》一书的,可能自沿用唐代开始的习惯。

这些属于考据上的事情,暂不去深究。

在唐朝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从这故事中,更可看到人性的另一面。

英明如唐太宗,他当皇帝以后,因为自己的姓氏——“李”的来由,在传说中非常稀奇古怪。照古老神话的传说,李姓的第一代始祖就是老子,远在尧舜时代的人,因为在李树下出生,所以就姓李。更传说他母亲怀胎了八十一年之久,因此生下来时,须发皆白,立刻就成为太上老君,这是关于老子诞生和姓氏来源的传说。

唐太宗之姓李的来由,研究起中国姓氏源流和宗族渊源来,又有各种说法。可是他当了皇帝以后,一定要把家族祖先的血统追溯得更光辉一些。正如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果在人群社会中有了事功上的成就,一定要找根,而且一定要使那根整饰、塑造得光辉一点。这是人性必然的道理。同样地,唐太宗也要找根,也要找一个光辉的根。追溯历史,李姓人物,以老子最好,在学术上的成就很了不起,所以他设法说成是老子的后代。但是老子只是在学说上有成就,还要把他再捧高一点,后来李唐子孙便把他捧为教主,变成“太上老君”,封为道教的教主。道教实际上也成为唐朝正式的国教,只是当时没有“国教”的名称,而事实上唐朝历代的帝王、皇后、嫔妃都要像佛教的受戒一样,去受符箓。如唐玄宗、杨贵妃这些人,都曾受符箓。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他选择了朱熹,所以大捧朱熹。本来,他想把祖宗和朱熹扯上关系,可是自己毕竟是一代帝王,这种事不能太过分勉强。只有像张献忠这样的人,在到处流窜为害时,一天打到张飞庙,问得庙中供奉的神像是张飞,于是一时兴起,居然懂得姓氏宗族的人伦道理,要到庙里祭拜,下令部下作祭文。可是那些被胁在帐下的穷酸文人作的祭文,引经据典,他自己看不懂,大为不满,一连杀了几个文人,最后还是自己动手写道:“你姓张,咱老子也姓张,咱俩连宗吧!”就这样连起宗来了,成为千秋的笑柄。

可是,朱元璋打算把朱熹拉进自己祖先行列的时候,有一天碰到一个理发的也姓朱,就问理发匠是不是朱熹的后代,这理发匠说:“我不是朱的后代,朱熹绝对不是我的祖先。”朱元璋说:“朱熹是前辈大学问家,你就认了吧!”理发匠说:“绝对不是。”这一来,朱元璋“攀亲”的思想发生了动摇,他转念之下,觉得一个平民中的理发匠,尚且不肯乱认祖宗,而自己当了皇帝,又何必认朱熹为祖先,因为打消了原有的念头。可是对于朱熹,还是极力地捧起来。例如,在明朝应试求功名,非读朱熹注解的“四书”不可,后来演变到清朝,承袭明代故事,便以朱注“四书”为考试制度中评判高下、决定取舍的标准本。

汉文帝善用老子的法宝

老子《道德经》,自唐代开始,加上由皇帝的提倡,因此更被重视,而流行,而风行,而盛行。但《道德经》的“道”与“德”二字的正确含义是什么?等讨论到原文时再申述。

现在来看一个历史故事,以了解黄老之学在中国历史上所以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使研究黄老的人,掌握到研究的正确方向,然后,再由黄老之学的应用方面,进入到形而上的个人自己修养的“养生之道”,以及与孔孟学说的汇流。

道家在中国历史上,最初发生最大影响的,是在汉朝汉高祖刘邦的创业之初,所用建立功业最大的人才,便是张良、陈平这些人,而他们都是学道家的人物。

在历史上标榜汉初的盛世“文景之治”,汉文与汉景父子两代的思想领导,都是用“黄老”的道家学说。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和母教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母亲,都喜欢研究《老子》,而受其影响很大。在如此的家庭教育和时代潮流中,在周围环境的巨大影响下,政治哲学的最高领导学说,表现得最深刻的便是汉文帝。

大汉一代的开基皇帝高祖刘邦,在位不过几年就死了,政权则落到他妻子吕雉的手中,天下最诱惑人的权势,极少有人摆脱得开,因此吕后便想因势乘便,要把帝位转给娘家的人。但是,当年跟刘邦一起打天下的文臣武将们,袍泽情深,都不以为然,所以等吕后一死,便起来削清吕家的权力。在这一段时间中,政治、经济、社会等等,都非常混乱。

吕家的权力虽然削平,大臣们就要找出刘邦的儿子来接皇帝位,可是刘邦的儿子已被吕后杀得差不多了,只有一个小儿子刘恒,被分封在西北边塞为代王,毗邻匈奴——内蒙的荒漠贫瘠地带。因为他母亲薄氏,喜欢走道家“清净无为”的路线,近似现代只敲敲木鱼、念念佛的人,防意如城,无欲无争,吕后没有把她放在眼里,才保全了性命。这时大臣们商议,就找到了这位远在边塞、性情朴实、清心寡欲、守道尚德的代王,把他迎请到首都长安来,继承汉祚,他便是后来的汉文帝。

研究这段历史,在黄老之学方面的运用,是很有意思的。

刘恒,顶了一个代王的头衔,被冷落在边塞,突然传说长安有人来,请他回中央当皇帝,真是福从天降,人世间没有更好的事了。可是,他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去请示母亲,该不该应邀。这时刘恒的两个重要干部,一个是郎中令——相近现代的秘书长——张武,一个是中尉——类似现代的参谋长——宋昌。张武认为,此时正是中央政府最混乱的时候,而且朝中的一班大臣,都是跟刘邦一起打天下的人物,是刘恒的父执辈,很难驾御,所以不能去,必须打听清楚。而宋昌则反对此说,他分析情势,认为可以去。他说,自秦始皇暴虐以来,天下大乱,各地英雄纷起抗暴,而最后统一天下的,是你的父亲刘邦。天下的老百姓都认为天下是你刘家的,虽然有吕后这一次夺权,但为时很短,天下人心仍然归刘。现在大臣们把政权动乱的局面安定下来以后,如果不是看清楚民心归趋所在,也不会到遥远的边塞来迎请你回去当皇帝。既然天下归心,那么大势已在掌握,为什么不去?两人的意见恰恰相反,很难下一决定,最后请示母亲时,这位深通《老子》的老太太,运用了无为之道、用而不用的原理说:“先派舅舅薄昭到长安去看看吧!”意思是先派一位大使前往观察一下形势,收集些情报资料。这位大使舅爷自长安回来,报告情况说,可以去接位,于是刘恒才带领张武、宋昌等一些干部,前往长安,准备承接皇位。

这时刘恒的身份,还是代王,不算是皇帝,不过是刘邦几个儿子中的一个,连太子的名分也很勉强,最多只能说他同等于一位太子而已。在另一方面,这时汉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早已掌握在周勃一人手中。当刘恒从边塞来到了首都长安城外的渭桥地方,周勃早率领了文武百官,跪下来接驾,刘恒也立即跪下来还礼。这就是刘恒之成为汉文帝,他深知此时的局势非常微妙,进退应对之间很难处理,何况自己还没有即位,所以立即下跪回拜,这也就是老子的精神——“谦德”。《老子》中说:“我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这是老子的三件法宝。汉文帝的一生,就实践了老子这三件法宝。

可是在刘恒左右的张武和宋昌,也是了不起的重要干部,都曾深习黄老之学。在渭桥行过礼后,周勃向刘恒说:“代王!我和你退一步,单独说几句话。”这时宋昌就出来说:“不可以。请问周相公,你要向代王报告的,是公事?还是私事?如果是私话,则今日无私。如果是公事,则请你当众说,何必退一步说?”宋昌确实是一位好参谋长,这也是老子之道无私的反面运用。

周勃被他说得没办法,就说:“没有别的,只是公事。”宋昌说:“什么事?”周勃说:“是皇帝的玉玺在此,特别送上。”于是将玉玺送给代王。刘恒接过玉玺,照常情,他就是皇帝了,他却说:“这不可以,今天我初到,还不了解情形,天下之事,不一定由我来当皇帝,可以当皇帝的人很多,我现只是先代为把玉玺保管起来,过些时日再说。”这就是黄老之道的“用而不用”,要而不要了。谦虚是谦虚,该要的还是要。

他收下玉玺以后,还是没有立刻即皇帝位,住在宾馆九个月,没有办事,等一切都观察清楚了,才宣布即位当皇帝,这时年纪还很轻,政事还是很难为。第一,他的同宗兄弟中,还有年纪比他大的,还有一些远房伯伯叔叔的孩子,亦算是刘家的宗室。第二,以前曾跟刘邦一同起来创业、掌有兵权的老将军们,分在四面八方,人数很多。内在的政治基础不够稳固,外面的实力空虚,自己手上没有一个兵,只是手里拿到一颗玉石刻的大印,能印得了什么?

可是他考察了九个月以后,发现最难对付的,是长江以南的地方势力,包括了缘湘、赣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福建乃至云南、贵州等地,其中的南越王赵佗,在吕后乱政的时候,他听说在故乡的兄弟被诛,祖坟被挖,对汉朝非常怨恨。吕后死后,他见汉朝中央主政无人,便自称皇帝,而且兴兵到湖南长沙的边境,准备向北进攻。

赵佗原来是河北人,是与汉高祖同时起来,反抗暴秦的英雄好汉之一,秦始皇被打垮以后,他未能在北方发展,就到南方在广东当县尉令,任上县令死时,把县政交给了他,他便自称南越王。那时五岭以南地区,尚未开发,为边远的蛮荒烟瘴之地,汉高祖亦奈何他不得,派了一位亦道亦儒的能员陆贾当大使,干脆承认了南越王的地位。后来因为吕后对不起他,所以在吕后死后,他也自认为有资格即皇帝位,窥伺汉室。

半壁江山一纸书

像这样一个局面,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出兵与赵佗一战,这一主战思想,将使问题更见严重,决策不能稍有疏失,内战结果,胜败不可知,天下属于谁家,就很难说了!因此只有另作他图,汉文帝有鉴于此,所以他在就皇帝职位后,除了修明内政以外,便只有用黄老之道了。

在历史的记载上,有关汉文帝处理这个大难题的有两封信,其中一封是汉文帝给赵佗的,一封是赵佗答复汉文帝的,这样两封往来的信件,消弭一场大战于无形,亦拯救了无数生灵。

当然,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汉文帝在写这封信之外,还有内政上的措施,军事上的部署等等,并且遴选了一位老谋深算的特使,便是赵佗的老朋友陆贾。各方面都有了妥善的安排,摆好了一个有利的形势,增加了这封信的力量,于是收到宏大的预期效果。

从这两封信上,我们不难窥见黄、老之道的精神与内涵。现在,我们先在这里介绍两信的原文,然后再作一概略的分析。

汉文帝赐南越王赵佗书

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谆乎治。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

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家。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之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地。朕不能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土,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故使贾,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

南越王赵佗上汉文帝书

蛮夷大长老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伦玺,以为南越王,孝惠皇帝义不忍绝,所赐老夫者甚厚。

高后用事,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与越金铁、田器、马牛羊。老夫僻处,马牛羊齿日长,自己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凡三辈上书谢过,终不反。又风闻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有害天下也。高皇帝闻之大怒,削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发兵以代其边。

老夫处越四十九年,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现在,且分析一下这两封信。

汉文帝给南越王赵佗的这封信,用文学的眼光,从文字上看它的写作技巧,可以判断,也许不是出于秘书长这一类的人物所写,而是由汉文帝自己动手写的亲笔信,这也就表示了出于他的诚恳。

再仔细研究它的文字:从“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不得不立,今即位。”这一段,一开头“甚苦心劳意”这一句,就是带刺的,他向南越王问候说:“你用心良苦,太辛苦了。”又说他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我父亲刘邦——汉高祖小太太的儿子,素来被人家看不起,送到北方的边塞,路途遥远,交通更不方便,“壅蔽朴愚”,那时知识不够又愚蠢,所以很抱歉,平常没有写信向你问候。就这样一句话,把赵佗笼络住了。假定写成现代白话信,就是说:“赵伯伯,你好,你很辛苦哦!很伤脑筋吧?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他们硬要叫我坐上这个位子当皇帝,弄得我不能不当,现在我已经即位了。以前很少向你送礼,现在寄一只火腿,专程叫一个人代表我去看看你。”这样一个大意。

再看他第二和第三段,从“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朕不忍为也”这两段的主旨。

他先说:我现在当了皇帝,知道你曾经给隆虑侯将军写过一封信,因为你与先父一起革命而离开家乡的,如今你不知道留在北方故乡家属以及同宗兄弟们的情形,所以写信给他,为你联络,并且希望中央政府,把湖南长沙方面的两位边防司令,给予免职的处分。隆虑侯将军已向我报告了你的来信,我已经准许了你的要求,调动了你所要求撤换两位将军中的一位,你在北方的家属和同宗兄弟,我也已经派兵保护得好好的,并且派人修过了你祖先的坟墓。

这一小段话,表面上看来,是一番温语,诚恳的安抚。实际上也等于说:“你不要乱动;否则,我可以把你的家人族众都灭绝了,连你的祖坟也挖了。”先来一个下马威。这些话虽然没有明白写出来,而字里行间,隐然可见,赵佗是感受得到的。

然后又晓以利害,在第三段说,你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南方边界上长沙一带的人,被你扰得痛苦极了,就是在东南一带,你的心腹之地如广东、广西等地的百姓,可不也因你发动战争而痛苦极了吗?战争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结果只是“多杀土卒,伤良将吏”,一个战役下来,损失许多你自己多方培养而成的优良军事干部,兵员的死亡,更不计其数。于是许多人,丈夫死了,太太守寡;父亲死了,孩子成孤儿;儿子死了,父母无依成独夫。最后可能你的国土也完了,像这样悲惨残酷的事,在我则是不忍心去做的。

第四段,他更进一步,借“吏曰”的话,就自己的利害立场,表达了自己的宽宏大度,而且在无责备的言语中,责备了赵佗的擅自称帝与不仁。因此说,我本来要整理内政,将边界上与你犬牙相错的领土,重新勘定规划,我问管内政的大臣,他们报告说,高祖在位时,就分封了湖南以南的土地,归你管理。这是老太爷留下来的制度,不能随便变更。依据他们的意见,中国本来是我刘家的,纵然把你现在所管理的土地归并过来,在我也并没有增加多少,因此,这湘、赣以南的地区,我还是要委托你去统治。不过你也自称皇帝,使一个国家有两个元首,是你有意造反嘛!这就不对了。你只晓得讲斗争,谁又不懂斗争呢?你却不懂“仁而谦让”的更高政治哲学。希望你放弃过去的意见,好好听中央的指挥,从今天起,恢复以前的政治关系,治理好你的地区。

汉文帝亦很会用人,他所派送这封信的大使,选择了陆贾,这位老先生是汉高祖以来专门作特使的人,而且每次都能完成任务,第一次说服赵佗的就是他。汉文帝因此在信上最后说:我叫你的老朋友陆贾转达我的意思,希望你立刻接受,不要造反。另外送给你在中原最贵重的礼物,愿意你“听乐娱忧,存问邻国”这八个字的结语,在作文的文法上,正和开始的“甚苦心劳意”五个字,遥遥相应,首尾相接,妙到毫巅。而其内容含意,更见深厚,就是说:你也年纪大了,不要野心勃勃,想当什么皇帝。年纪大的人,每天玩玩,听听音乐,喝喝咖啡,或者打太极拳,游山玩水,下盘棋乃至打八圈卫生麻将也无妨,再不然去邻国访问,做些睦邻工作也好,这样安安分分多好,大可不必自寻烦恼啦!

综读全文,真是好厉害的一封信,字字谦和,可字字锋利如刃。南越王赵佗读了,自然心里有他的盘算:如今刘邦有了一位如此厉害的小儿子即位,自己万万不如他,看来这天下不可能属于自己的,只有赶快见风转舵,退步,撤兵。

赵佗比汉文帝大几十岁,已经自称皇帝。这一来又自己取消了皇帝的名号,回一封信给汉文帝,可也是用的道家手段,试看赵佗回信的原文就知道。

他一开始,就对于汉文帝自称只是刘邦侧室所生小儿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谦辞,说道:“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蛮子里的一个头目,而且是一个年纪大了的糟老头子,我该死,对不起你,向你再拜叩。不是我造反,而是你的那位大妈——吕后,如何如何不对,才逼我做的。”

看这赵佗,好伶俐的口齿,这么轻轻一拨,把一件诛灭九族的叛逆弥天大罪,推到一个已死的老太婆身上,而且这个老太婆,亦是汉文帝心目中深恶痛绝的人,赵佗所说的也是事实。

接着他说:“老夫处越四十九年”,暗示我是与你父亲刘邦同时起来革命的人,现在统治两广四十九年了,“今抱孙焉”,我孙子都很大了。可是,我这大把年纪,还要训练部队,准备作战,“夙兴夜寐”,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实在太辛苦了,这都是你大妈做的那些事情,使我没有办法报效中央,不得已才如此做的,并不是我想造反。现在你大皇帝如此之好,又怜悯我这老人,送了这许多珍贵的东西,恢复我的王位,这样我就放心了,相信死了以后,也不会被挫骨扬灰,我当然听话,绝不自称皇帝。

就这样往来的两封信,消弭了一场可怕的大战,这就是黄老之道。所以深懂得黄老之道的人,其运用之妙,能兵不血刃而使天下太平。

实际上,赵佗行文到中央时,绝对不称王,只称老夫是“蛮子的头目”,在他自己的领域内,还是当他的皇帝,自称不误。汉文帝也不是不知道,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大家过得去,就暂时算了。因为自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年左右的战乱结果,全国民穷财尽,不但是财富光了,人才也没有了,这时最重要的,是培养国家的元气。但这不是短时间可以办到的,所以对赵佗在南方的闭关自守,暂不过问。

此后,没有几年,北方的匈奴作乱,汉文帝也是写了一封比给赵佗还更简短的信,只对匈奴的领袖说了几句话,就把一场战争化解了。所以,从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他儿子景帝——刘启在位十六年,一直到他孙子武帝——刘彻初期的一共五六十年间,国家民族安定,成就了汉代辉煌的文化,奠定了汉朝四百年政权的深厚基础。

汉文帝个人的道德修养,当然是学老子,行黄老之道。例如:他即皇帝位后,所穿的一件袍子,一直穿了二十年,补了又补,就没有换一件新的,这不是矫揉造作,完全出于道德修养,老子“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宝之一的奉行。然后,又尽量减轻刑罚,更改法律与社会制度,财经上减轻税赋,种种改变,宽大到极点。历史的记载,汉文帝当了二十几年皇帝,监狱中几乎没有犯人,这是著名的“文景之治”的景象。

老子吃瘪

当然,历史上运用道家思想,以拨乱反正的,不止是汉文帝这一幕,在其他朝代也非常多,这是有关经国大势的作为。

在个人修养方面,运用黄老之道立身处世,有一个大原则,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从这里又要想起道家的另一个大原则,但这另一原则,如果讲起理论来,或者作一学术性的文字报告,那就太多了,不是这里所能尽述的,现在只好举出一个人的故事来作说明。

前面曾经说过,老子的著作只有五千字,而后世研究老子的著作,可能有几千万字,倘使老子今日犹在,看了这些后辈们洋洋洒洒的大作,说不定他老人家一生下地来就白了的胡须,要笑得变黑了。当然包括现在我的《他说》。

唐朝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写了一首七言绝句,严格地批判老子,而且用老子的手打老子的嘴巴。他用二十八个字批判道:

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
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老子《道德经》中说,有智慧的人,必定是沉默寡言的。像我现在又讲说关于老子的书,不必问,也知道是绝对没有学问、没有智慧的乱吹。“言者不如知者默”这话意是老子自己说的,白居易说,老子既然如此说,那他本身自然是智慧很高了,可是他为什么自己还是写了那么多个字呢?世界上打老子耳光打得最好的,是白居易这首诗,纵然老子当时尚在,亲耳亲见,也只当充耳不闻,哈哈一笑,无所反驳了。

白居易的一生,学问好,名气大,官位亦很高,留名后世,没有人能够和他比的,而他常想从政治舞台上退出来,悠游林下,不像苏东坡,曾经吃了很多苦。白居易享了一辈子福,临老还享福,就因为他学道,这从他一首读《老子》后的七律可以知道。原诗是:

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
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
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
虽异地瓜谁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

他说,人生的遭遇,成功与失败,吉凶祸福,都有它的原因,真有智慧的人,要知道它的原因,不需要烦恼,不需要忧愁。

项联两句,引用了庄子“覆虚舟”的典故,他说,我们只看到世上富贵人家多财润饰华丽的房屋,仍会被大火烧毁。却从未见到空船在水上被风浪吞没的,装了东西的船,遇到风浪才会沉没,而且装得愈重,沉没的危险愈大。虚舟本来就是空的,纵会翻覆,亦仍浮在水面,这是说人的修养,应该无所求,无所得,愈空虚愈好。孟子说:“富润屋,德润身。”

腹联两句更指出,人世间“名”与“利”两件事不宜贪求以免招灾祸。可是现代青年,都在那里拓展自己的“知名度”。要知道,“名”是社会的公器,孟子亦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天爵”就是名气。仔细研究起来,不管任何一种名,如果太高了,不符实际,对于此人的人生与福祉,就会发生非常大的障碍,如“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就是这个道理。

再如,大家都知道汉高祖名字叫刘邦,而著名的汉代“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叫刘恒,汉景帝叫刘启,知道的人就少了。可见“名”也者,也只是一时的空事而已。

说到利,最具代表性,普遍为人所求的,当然是钱,人人都想发财,钱愈多愈好。除非在生命垂危时,宁可减少自己的财富,以挽救生命使之延续,可是当生命救回来了,寿命可以延长了,却又会贪财舍命,所谓“人为财死”。白居易说“利是身灾”。人的钱多了,烦恼更大,钱与烦恼,如形之与影,且大小成正比。清代的有名学者赵翼诗说:“美人绝色原妖物,乱世多财是祸胎。”他所指的“美人”不一定指女性,世间也有美男子。古人又说:“一家饱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这些都是有了很多的钱后,在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形态。有钱的人家,全家都吃得饱,穿得暖,锦衣玉食;可是,旁边就有千户人家,歪着眼睛在看你,眼神中包含了羡慕、嫉妒、怨尤、鄙夷,乃至于愤恨,这是人类的习性。犹记得几十年前,汽车刚传入中国不久,在泥路上疾驰,坐车的人颇为得意,可是弄得路上尘土飞扬,雨天更是泥浆四溅,靠近的行人被溅得满身污泥。这一来连在旁看见的人,都侧目而视,心里则诅咒着最脏、最恶毒的话。

所以,白居易这首诗的结尾语说:“虽异匏瓜谁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世界上谁不好名贪利?佛教劝人们绝对放弃名利,这是做不到的。老子就不然,他只是教人“少私寡欲”,少一点就好了。所以白居易说,名利像匏一样,实在好吃,叫人绝对不要吃是做不到的,但是吃了以后,很有可能会拉肚子的。深懂了黄老之道,那就是“大都食足早宜休”,不要吃得过分了,这就是老子之道在个人修养上的基本原则。

要研究老子之道的这一原则,最好先读庄子的《天下篇》和《让王篇》。

老庄之道,起用时,是帝王的最大亦最佳的权谋。庄子在《应帝王篇》上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一个有了道的人,对于帝王领导术,帝王谋略学,那在他不过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而已。换言之,一个学道的人,如果只是求为帝王师,志在懂得帝王谋略,那是下等的。

他又在《让王篇》中说:“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这就是老庄之道的人生大原则。懂了老庄之道的人,就知道富贵是舒服的事,但因而得意,就会是短命的事,太得意了,则缩短寿命,比流行性感冒更厉害,简直无药可救。所以处富贵中时,不以养而伤害自己。相反地,在贫贱之间,“不以利累形”。人在贫贱中,就要为生活而赚钱,可也不能过分的贪求,所谓“人为财死”,过分的贪求,过分的劳累,同样地会损害身体的健康,而危及生命。

这是老庄的基本原则,先要了解这项基本原则,才可能深入地研究老庄之道。

曾国藩与屠羊说

在这里,可作一个小段落,下一小结论。

我国自唐、宋以后,以儒、释、道三家的哲学,作为文化的主流。在这三家中,佛家是偏重于出世的,虽然佛家的大乘道,也主张入世,普救众生,但出家学道、修道的人,本身还是偏重于出世。而且佛家的学问,从心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道;儒家的学问,又以孔孟之学为其归趋,则是偏重于入世的,像《大学》、《中庸》。亦有一部分儒家思想,从伦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道,但是到底是偏重入世;道家的学问,老庄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都任其所欲。像一个人,跨了门槛站在那里,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让人去猜他将入或将出,而别人也永远没有办法去猜,所以道家的学问,是出世的,亦是入世的,可出可入,能出能入。在个人的养生之道上,亦有如此之妙。

了解这些精神以后,欲懂得老庄的运用之道,在“用”上发挥老庄的哲学,那必须先读庄子的《天下篇》和《让王篇》。且举历史上一个人物的行径来说明,也许比理论上的阐述,让大家体会得更深切。

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大家都知道,他是近代史上一位大政治家,不必多介绍他的身世功业了。后世的人,说他建功立业,一共有十三套本领,但是其中有十一套大的谋略之学,都未曾流传下来,只留了两套本领给后世的人。其中一套,是著了一部《冰鉴》,把相人之术——这是他老师教给他的——传给后世的人。自他以后,有许多政治的、军事的乃至经济等方面的领导人,运用他这部《冰鉴》所述的相人术选才用人,的确收到了一些效果。

另一套本领,就是他的日记和家书。或者说: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不外乎告诉家人,怎样弄好鸡窝,怎样整理菜园,表示很快要回家种田等等,这些琐碎小事,老农老圃也懂,算得什么大本领,值得留传给后人?

这只是一种皮毛的肤浅看法而已。如果进一步去分析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当时所建的功业,所处的环境,时代的政治背景,历史的轨迹,就可以了解到曾国藩絮絮于这些琐碎细事,实际上正深厚地运用了老庄之道。

曾国藩兄弟,经过了九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将曾经占领了半壁江山、摇撼京师、几乎取得政权的太平天国打垮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是满清入关以来,前所未有的,到达了“功高震主”的程度。

“功高震主”的情况,可能有许多人体会不到,试以创办一家公司为比喻。一位公司老板,找到了一位很能干的干部,由于这位干部精明能干,而且很努力,于是因其良好的功劳业绩,由一名小小的业务员,逐步上升,而股长,而主任,而经理,一直升到总经理。到了这个阶段,公司的一切业务,许多事情,他比老板还更了解更熟练,同下面的人缘又好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老板的就会担起心来。这就“功高震主”了,地位就危险了。在政治上,一个功高震主的大臣,危险与荣誉是成正比的,获得的荣耀勋奖愈多,危险也愈大。不但随时有失去权势财富的可能,甚至生命也往往旦夕不保。

清朝以特务手段驾驭大臣和各级官吏,雍正皇帝是用得最著名而收效的,雍正以后的清朝帝王,均未放弃这一手法。慈禧太后以一女人而专政,就用得更多更厉害,所以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写这些个鸡栏、菜圃小事,与其说是给家人子弟看,不如说是给慈禧太后看,期在无形中消除老板的疑心,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乡巴佬,以保全首领而已。

再从曾国藩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一首诗中,也可很明显地看到他深切的了解老庄思想,灵活运用老庄之道。这首诗说: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诗中“屠羊说”的典故,就出在庄子的《让王篇》。屠羊说,本来是楚昭王时,市井中一个卖羊肉的屠夫,大家都叫他屠羊说,事实上是一位隐士。“说”是古字,古音通悦字。当时,因为伍员为了报杀父兄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败亡,昭王逃难出奔到随国。屠羊说便跟着昭王逃亡,在流浪途中,昭王的许多问题,乃至生活上衣食住行,都是他帮忙解决,功劳很大。后来楚国复国,昭王派大臣去问屠羊说希望做什么官。屠羊说答复道:楚王失去了他的故国,我也跟着失去了卖羊肉的摊位,现在楚王恢复了国土,我也恢复了我的羊肉摊,这样便等于恢复了我固有的爵禄,还要什么赏赐呢?昭王再下命令,一定要他接受,于是屠羊说更进一步说:这次楚国失败,不是我的过错,所以我没有请罪杀了我;现在复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所以也不能领赏。

他这话是多少带刺的,弦外之音就是说,你当国王失败了,才弄得逃亡。现在你把国家救回来了,也是你的努力和福气。所以楚昭王从大臣那里听到他这样的话,知道这个摆羊肉摊子的,并不是普通人物,于是叫大臣召他来见面。不料屠羊说更乖巧,他回答说:依照我们楚国的政治体制,一定要有很大的功劳,受过重赏的人,才可以面对面见到国王。现在我屠羊说,在文的方面,没有保存国家的知识学问,在武的方面,也没有和敌人拼死一战的勇气。当吴国的军队打进我们首都来的时候,我只因为怕死,而急急慌慌逃走,并不是为了效忠而跟随国王一路逃的,现在国王要召见我,是一件违背政体的事,我不愿意天下人来讥笑楚国没有法制。

楚昭王听了这番理论,更觉得这个羊肉摊子老板非等闲之辈,于是派了一位更高级的大臣,官司马,名子綦——相近于现代的国防部长,吩咐子綦说,这个羊肉摊的老板,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可是他所说的道理非常高明,现在由你去请他来,说我要请他做国家的三公高位。想想看,由一位全国的三军统帅出面来请,这中间有些什么意味。可是屠羊说还是不吃这一套,他说我知道三公的地位,比我一个羊肉摊老板不知要高贵多少倍,这个位置上的薪水,万钟之禄,恐怕我卖一辈子羊肉也赚不了那么多。可是,我怎么可以因为自己贪图高官厚禄,而使我的君主得一个滥行奖赏的恶名呢?我还是不能够这样做的,请你把我的羊肉摊子还给我吧!

当然事实上,楚昭王能复国,许多主意并非都是由这位羊肉摊老板提出来的。后来他再三再四地不肯作官,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的老庄精神,正是最有学问的人。

王阳明与曾国藩

曾国藩写这首诗,引用屠羊说的典故,是对他的弟弟曾国荃下警告。他知道,这时的客观环境,对他的危险性非常大。不但上面那位老太太——慈禧太后,非常厉害,难侍候之至,自己不能不居高思危。而外面议论他,批评他,讲他坏话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曾国荃打进南京的时候,太平天国的王宫里面,有许多金银财宝,都被曾国荃搬走了。这件事,连曾国藩的同乡至交好友王湘绮,亦大为不满,在写《湘军志》时,固然有许多赞扬,但是把曾氏兄弟以及湘军的坏处,也写进去了。这时曾国藩兄弟也很难过。曾国荃的修养,到底不如哥哥,还有一些重要干部,对于外来的批评,都受不了,向曾国藩进言,何不推翻清朝,进兵到北京,把天下拿过来,更曾有人把这意见写字条提出。曾国藩看了,对那人说:“你太辛苦了,疲累了,先去睡一下。”打发那人走了,将字条吞到肚中,连撕碎丢入字纸篓都不敢,以期保全自己的性命。

同时,他训练出来的子弟兵,也已经变成骄兵悍将。打下太平天国以后,个个都有功劳,都有得意自满的心理,很容易骄横,所以又教他的学生李鸿章,赶快训练淮军,来接他的手,冲淡湘军的自满骄横。

事实上,如果曾国荃与湘军一冲动,半个中国已经是他的,似乎进一步就可以把大好河山拿下来。但真的拿不拿得下来呢?亦自有拿不下来的道理。我们现在来仔细研究当时的情况,的确有拿不下来的理由。到底还是曾国藩了不起,宁可不做这件事,所以写了这样一首诗,要曾国荃“低头一拜屠羊说”。他说:尽管左面挂满了中央政府——朝廷的褒奖状,可是要知道“功高震主”的道理,不必因此自满自傲,右边放了毁谤、诋咒我们的文件,这也同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必生气,“人间到处有乘除”,人世间本来就如天秤一样,这头高了那头低,这头低了那头高,不必想不开。“低头一拜屠羊说”,只要效法屠羊说的精神与做法,学习这位世上第一高人,那么“万事浮云过太虚”。荣誉也好,毁谤也好,都不过是碧天之上的一片浮云,一忽儿就要被风吹散,成为过去,澄湛的碧天,依然还是澄清湛蓝的。

在近代史上,明朝平宸濠之乱的王阳明,清朝打败太平天国的曾国藩,都是精通老庄之学,擅用老庄之学,但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作风,如果硬把他们打入儒家,认为他们只知道在那里讲讲理学,打打坐而已,这种看法,不是欺人,便是自欺,否则,便真的要“悔读南华庄子文”了!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先懂了这一史实的道理以后,再来研究《老子》,就更容易了解到《老子》哲学思想,在用的方面——大而用之于天下国家的大事,小而用之于个人立身处世之道,乃至于由平日的为人,进一步升华到形而上修养之道了。

阴柔不是阴谋

现代学术界,研究《老子》的趋向,归纳起来,大概可分为三个路线:

第一类:纯粹走哲学思想的研究路线。作这方向研究的人,各有各的心得,各有自己的见解。乃至有人以西方哲学来批评《老子》,或者以西方文化来与《老子》比较。这是学术性的一类。

第二类:就是把《老子》,单纯地归到个人修养,做工夫,所谓修神仙的丹道上去。这一类自几千年前,直到现在,自成一个系统。

第三类:是把《老子》归到谋略学的主流,而且习惯上,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观念:认为老子的谋略学是阴谋,是阴谋之术。于是,一说到老庄,就联想到谋略;一说到谋略,就联想到老子学说是很阴险的学问,是搞阴谋的。

这种观念,错误得很严重。

老子是主张用阴、用柔。但是,不要忘记,他和我们固有的文化,远古的源流——阴阳五行与《易经》诸子等系统,是同一个来源的。阴与阳,是一体的两面,只是在用上有正面与反面的不同而已,无论用阴用阳,都要活用。换言之,要用活的,不用死的。所谓用阴柔,即不用刚强,不是勉强而为。一件事物的成就,是顺势而来的。因此亦可以说,他是用顺道,不是用相反的逆道。过去以文字表达意义的方法,常用“阴”字来表达“顺道”,例如《周易》的“坤”卦,代表“阴”的“顺道”。因此后世的人,误以为老庄的阴柔之学,就是阴谋之学;学老庄的人,用老庄之学的人都是阴谋家。

从历史上看,大家都熟悉的汉史,如道家出身的人物——陈平,他帮助刘邦,奠定汉朝四百年基业,汉高祖刘邦有六次关系到成败的决策,都是采用陈平的主意而获致成功的。但是历史记载,陈平自己说:“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其无后乎?”足见道家是最忌讳阴谋的。因此,他断定自己将没有后代,至少后代的富贵不会久,后来果然如此,据汉代史书记载,陈平的后人,到他孙子这一代,所谓功名富贵,一切而斩,就此断了,后来他的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要求续封而不可得。

从此一史实可以说明,道家并不专主阴谋,误会道家是阴谋家,尤其是误会老庄思想是阴谋之学,是一种最大的错误观念。这是今日研究老庄,必先了解的。

老子还他老样子

《老子》一书的章节划分,各章的句法排列,每句的句读,是千古以来被人怀疑的问题,而且很难下一个确切不移的答案。因为秦汉以前的书籍,到秦汉以后,都重新整理过。秦汉以前,纸、墨、笔、砚还未流行,当时的书籍,连牛皮、羊皮写字也没有,更谈不上线装书,大多数都是刻在竹片上的所谓“竹简”,放置时,东一堆,西一堆,很不方便。如果因为搬动、毁坏等等事件,后来加以整理,就难免章节上的前后倒置,文字上的讹误遗漏,希望整理得和原来一样,丝毫不变,实在相当困难,而且年代久远,难于考证。不过,这本《老子》,已经整理得很好了,并且已经流传了好几干年,现在若再整理,移动章节,不但困难,亦徒然增加研究者的困扰。试观现在大家通用的《老子》,它每一章节,都衔接得很紧凑,都能贯串起来,中间并没有松弛或断裂之处,第二章就是第一章的申述,第三章又紧接着第二章的后面继续发挥。如是一章接着一章地连续下去,内容上脉络分明,气势上绵延不辍。

对全书,始作一整体分类,前面七、八章,由形而上的道体,谈到人事与物理的现象与必定的法则。使我们知道如何做事、处世,如何在人世间作一辈子的人,在物理世界的自处之道。最后告诉我们如何修道——修道是后世的观念,老子的本意,是使我们的人生,自然与天然法则相吻合。这是《老子》一书的体系。

老子五千文过关

研究老子写这本书的动机。前面曾介绍白居易那首幽默老子的诗,说老子主张大智慧的不说话,不写文章。可是他自己写了五千字,究竟老子是愚笨,还是有智慧?这首诗读来真是耐人寻味,不禁发会心之微笑。

另一方面,在历史文献资料上有关老子的记载说,《老子》这本书,是被逼写出来的。

说到这里,有一段可叙的插曲。

自古以来,有一个关于老子的问题:他晚年究竟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他死在哪里?不知道。在历史文献的资料上,只说他西度流沙,过了新疆以北,一直过了沙漠,到西域去了。究竟是往中东或者到印度去了?不知道。在他离开中国时,有没有领到关牒——相当于现在的护照和出入境证,也不知道。

但是,历史上提到一个人物——关吏尹喜,大概像现在机场、码头海关的联检处长,知道这位过关老人是修道之士。据《神仙传》上记载:有一天,这位函谷关的守关官员,早晨起来望气——中国古代有一种望气之学——他看到紫气东来,有一股紫色的气氛,从东方的中国本土,向西部边疆而来,因此断定,这天必定有圣人过关。心下打定主意,非向他求道不可。

果然,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头子,骑了一条青牛,慢慢地踱到函谷关来了。关员向他索取关碟,他却拿不出来,这一下,可正给了关吏一个机会,他本色当行地说:没有关碟,依法是不能过关的。不过嘛,你一定要过关,也可以设法通融,你可也得懂规矩。所谓“规矩”就是陋规,送贿赂。这时,老子似乎连买马的钱都没有,哪儿凑得出“规矩”。好在这位关吏,对于老子的规矩,志不在钱,所以对他说:“只要你传道给我。”老子没法,只好认了,于是被逼写了这部五千字的《道德经》,然后才得出关去。

老子以变相红包,留下了这部著作,西度流沙不知所终。而他的这部著作,流传下来,到了唐代,道家鼎盛起来,道教变成国教。这时,道教的人,要抗拒佛教,就有一个进土,也是五代时的宰相,名叫杜光庭的,依据佛经的义理,写了很多道经。有一说,后世对于没有事实根据而胡凑的著作,叫作“杜撰”,即由此而来。其中有一部叫作《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到了印度以后,摇身一变,成了释迦牟尼。在佛教中,也有些伪经,说中国孔子是文殊菩萨摇身一变而成。宗教方面,这些扯来扯去,有趣的无稽之谈,古往今来,不可胜数。

关于老子本身的这些说法,不管最后的结论如何,但有一事实,他的生死是“不知所终”,查不出结果的。倘使根据《神仙传》上古神话来说,那么,老子的寿命就更长到不死的境地了!

那些神仙故事,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他的这部著作,则确实是被徒弟所逼,一定要得到他的道,因此只好留下这部著作来。尹喜得到老子的传授,亦即得到了这五千字的《道德经》以后,自己果然也成道了。因此,连官也不要做,或者连移交也没有办,就挂冠而去,也不知所终。

道教就是这样传说,由老子传给关尹子,继续往下传,更是壶子、列子、庄子。一路传下去,到了唐朝,便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教,而《老子》一书,也成了道教的三经之首。道教三经,是道教主要的三部经典,包括:由《老子》改称的《道德经》,《庄子》改称的《南华经》与《列子》改称的《冲虚经》。

最近,有些上古的东西出土,如帛书《老子》等等。由这些文献资料中,更显示了老子学说思想的体系,是继承了殷商以上的文化系统,亦证明了古人所说的话没有撒谎,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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